科学史研究中的文化观——评N·席文《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一文＊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科学史研究中的文化观
——评N·席文《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一文＊
叶晓青
在狭义的历史学领域，七十年代后的一些汉学家不再满足于中国近代社会变化来自西方冲击的解释，他们力图寻找中国社会自身变化的可能和依据。孤立地看，这似乎只是个观点问题，其实并不，近些年来西方有一股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潮，上述观点的变化正体现了这种反省精神。作为具体观点，已为中国历史学界所了解，但作为产生观点的思潮，却未受到重视，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同样如此。因此，席文的这篇《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的意义，也理所当然地未被他的中国同行充分意识。
一
“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是近年来对国内理论界最具吸引力的几个问题之一，人们试图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作出解释。（注：可看《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一书，这是1982年国内第一次以此为题召开的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但众多的答案只有众多的侧重点，并没有不同的文化观。席文的文章从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出发，对人们通常并不表示怀疑的流行见解提出了批评。在试图回答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类问题时，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比较。在以往科学史研究中，将东西方的各项成就排列比较是最常见的方法。席文对这些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结论表示异议。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中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十五世纪，在应用自然知识于人类实际需要方面，远比西方领先，据此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兴起科学革命的问题。席文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早期工艺技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应用早期科学知识的程度”，在中国，技术是以工匠师徒或父子传授的方式流传下去，他们并不依靠文人所研究的抽象理论，没有理由因为中国在工艺技术上的领先，就得出中国在早期科学知识方面也必然领先的结论。这样“把一种文明的所有科学与工程技术活动和另一种文明相比较，与其说给人启示，不如说反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因为只有到了近代，各种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活动相互之间才密切联系起来”。但目前许多研究者只是孤立地把各种本来就不可比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理所当然地得出彼此不同的结论，这样为比较而作的比较容易做，但不见得有多大意义。目前不仅在科学史领域，在文学、艺术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比较研究中，也都存在着同样的现象。
本来，科学是很综合的文化，在中国尤其如此。席文曾试图从沈括的思想中寻找中国科学的内在统一性，但遭到了挫折，这使得他对自己过去重视不够的中国科学各方面的不可分割性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坚信自然是一体的，甚至自然与人也是一体的，这一方面使得中国人在观察自然界事物的内在联系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敏锐（如至少在王充的时代，他就猜测到了潮汐与月亮运行的关系）；也因过分想象这种联系而掺进了荒谬的成分，如因过于直接看待人事与自然的关联而热衷于占卜、占星。象这样把“科学的东西和基本上是迷信的东西混为一谈”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体系中比比可见。就沈括而言，席文也认为要“区分科学、原始科学、伪科学和非科学只会妨碍对沈括思想的连贯性的理解”。并且对于中国的科学“仅仅研究各门科学学科是过于狭隘了”。席文强调对各种文明（也包括对某个人）要进行估价，首先需要从整体上去理解、把握，在此之前，还谈不上比较研究，而目前科学史研究领域所作的比较研究都还缺乏这个必要条件。
二
席文认为，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公众常常提出的“历史上何以未发生某事”的少数几个问题之一，而这类问题犹如“你的名字为何未登载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上”一样，是无法找到直接答案的，因而历史学家把它们转换成其他形式的问题，如上述问题就变成了“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转换了问题的提法，似乎使得寻找答案较为容易，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即导致了欧洲的社会环境是产生科学革命的必然或者是唯一的环境的结论，从而造成“历史推理”的错误，把特定环境等同于必要条件。
人们在解释中国的科学何以未能得到飞跃发展时，常爱使用“抑制因素”的说法。席文此文提到李约瑟和何丙郁的观点，他们认为“周易”中精心推演的符号系统，诱使对自然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能说明问题的解释上，这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如果使中国科学家满足于从中找到的解释，他们就再不会去探索数学公式和科学研究的实验验证了。席文则反驳说，按这种思想方法，欧几里得的几何也是非欧几何的抑制因素——因为只要人们满足于前者就不再想继续前进了，而事实并不如此。另一个更经常更普遍被提到的抑制因素，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埋头于书本，向后看，只注重发展行政机构，而忽视自然知识。然而，“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始，学者和经院哲学家们也埋头于书本，也朝后看，不是面向自然界，而是注重行政机构，他们同样处于主导地位。但却没有阻止那席卷欧洲的巨大变革。”席文认为，人们在评判非欧文明史时，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是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为什么就没想到欧洲文明本身也需要接受检验呢？他举了个例子来比喻这种推理方法，“马车到底是汽车发明的必然先导，还是延误了汽车的发明？”如果在欧洲发现了类似马车的交通工具，就说马车是汽车发明的先导，中国没有这种交通工具，就不可能发明类似汽车的交通工具；而若在中国有类似马车的工具，则又可以说正是因为满足于它才不去创造更好的交通工具。这种“必要条件”与“抑制因素”联合使用的错误推理方法，已有信念的错误在先，就在人们把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的问题，转换成“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形式时，事实上已形成了欧洲是科学革命唯一环境的信念，而后，产生以欧洲模式作为检验其他文明的唯一评判标准。
三
对欧洲文明的上述信念，以及由此出发的对一切非欧文明的批评方法，便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内容，虽然席文的文章并不涉及这些字眼，但他的一系列观点都可以落实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中去。西方在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方面迄今为止的绝对优势，使得不发达国家几乎无可选择地以西方文明为模式来进行工业化，甚至进行自身的历史反省。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情形正与西方出现的反西方中心的思潮相反，随着对自身传统进行反省，评价传统的标准也越益带有西方化的倾向，也许人们并不一定十分自觉，但这种以西方模式来衡量中国文明的做法，其中蕴含的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他们把欧洲文明想象为人类文明的唯一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又形成了以西方道路为唯一可行道路的信念。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将来世界上只剩下一种文明。席文不同意这种以为西方文明具有上述普遍性的看法，他提出了“科学技术如果要真正具有普遍性，就应当与各种文化共存，而不是一直作为一种统一文化差异的工具，使文化差异消失”。包括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的对近代技术的普遍需求，也被夸张了，他认为“需求和期望在技术将它们激发出来之前并不存在”。席文对文明的态度和理想，已超出了历史学家而更接近人类学家了。也许是职业分工不同，历史学家常常更多强调文明的进步与落后，他们往往持一种直线的评判标准和理想；人类学家则不然，他们期望的是各种民族和文明都能在保存自己个性的前提下得到发展。
对于一个历史学家，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必须建立在超出人类地域局限的人类一体的观念上，席文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过类似思想，他否认有所谓东方传统、西方传统，“唯一构成单位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席文：《研究中国经验中的科学的下一步骤》）。明白人当然不会把这句话误解成他否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西方在东方哲学中寻找与现代科学的某些共同点（注：如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与现代科学在强调综合、整体上的共同点）一直到学习某些技术（如针灸），都可以看出一以贯之的反省特点。这并不是猎奇，也不单单是发掘某项古老技术，它标明了人类开始学会怎样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学会了如何抛弃民族偏见建立起全人类一体的观念，甚至还包括应当如何平等地对待、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
人类一体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不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文化观中，还更深刻地体现在超越时间局限的历史观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类是个整体。当然，文化观和历史观又是不可分的。缺乏这种人类一体思想的历史观，将以此时此刻为评判历史的唯一出发点。站在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到过去决不是永恒，但我们未必能同样真实地感觉到现在也并不是永恒。虽然，要在漫长的过去和短暂、但又非常实际的现在之间作出统一评价，是那么困难，但我们并不因此有理由全然否认彼时彼刻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许多人往往不注意兰克历史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每一代人都是直接面对上帝的，任何人都无权否定他人的生存意义。事实上，这样的历史观，近年来在我国的史学界，无论是科学史还是社会史的研究中都存在。当涉及到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时，部分历史学家所表现出的情绪和立足点，同样带有这种倾向。同关于科学革命问题的讨论一样，研究者一开始就带着解释落后性的目的。本来这也很自然，历史学就是一种根据结果析解它发生的过程的研究，既然历史学不允许假设，那么人们只能以结果为唯一的分解对象，于是西方化成了现代化的代名词，西方的科学也成了唯一的科学模式。在中国，这类问题通常是由现实（落后的现实）提出，所以更无其他假设的余地。分析西方所以如此，而中国又何以不能如此，成了中国史家的唯一目的。然而，最终目的可以是，也应当是功利的、有益于人生的，但过于简单地把功利动机落实到研究方法上，反过来会把研究导入偏狭的结论。具体地说，就会把西方历史作为衡量历史意义的唯一标准，这样，中华民族在此之前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只成为毫无意义的历史包袱。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不仅不能公正地评价中国历史，甚至也不能公正地评价西方历史，因为“它把重要的历史变革，都狭隘地规定为西方本身在其现代化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过程或几个过程的综合”。（见《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一书中美柯文的论文《美国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新动向》）如把这段话与席文对科学史研究中某些倾向的批评相比，会看到在不同的具体研究领域中，具有多么相同的文化观与历史观：“世界科学史成了欧洲的成功史和非欧文明的失败史；即使非欧文明在历史上有过成就，但在科学近代化带来复兴之前，也只不过是暂时的并且带有内在缺陷的成就。”
并非危言耸听，错误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在政治上可成为侵略者的借口，用席文的话说就是：“这些观点把欧洲的历史描绘成一条逐步取得成功的上升曲线（自然也有曲折，使上升曲线变得复杂化，因而也更迷人），而把非欧文明描绘成失败者的舞台造型。知识界有些信念，不仅为对欧洲文明的推崇，而且为日中战争时和战前日本在东亚的政治抱负辩护寻求根据。”同时，当初美国白人对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和暴行，都有着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文化观作依据。今天西方思想界在更高层次上批评以往的偏见，甚至许多与历史暴行无关的美国青年为自己国家历史上的不文明行为感到羞耻，这样的批评精神标志着对人类尊严的崇尚，标志着人类良知的进步。在这种进步中，人类学家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们以自己的工作沟通和促进了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之间人们的相互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席文对非欧文明的尊重态度，与李约瑟倾慕东方文明（主要是中国文化）的热情并不相同，席文更多不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情感或选择，而是带着一种类似人类学家的眼光和胸怀，超出了时间、地域的局限来评价每种文明对人类文化所作的贡献。在1984年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上，他的报告中也曾提到，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至今还会认为人类文化仅仅是某一种文明所组成。
四
如果把文化观、历史观问题在更高层次上的意义撇开不谈，即使落实到每个专门领域时，也会影响具体问题的研究，如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会忽视来自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因素；对科学史研究，则会“只着眼于近代科学直接渊源的探索，贬低对其他文明的科学探索，而没有事先下功夫按这些学科探索本身的价值理解其意义”。带着偏见出发的研究不仅不公正，也无助于解答问题。席文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的不满之处主要在此，他在文中的种种批评意见其实都是对历史研究中的文化观的批评。如果拘于题目，席文理应就“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他只是从科学革命的定义出发，指出十七世纪的中国科学有过类似的概念上的变革，至于人们更感兴趣的，与概念变革有关的社会变革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如同科学革命在西方引起的社会变革一样，席文只是轻描淡写地笼统带过。倘若读者为文章标题所吸引，带着这方面的要求去看，必然会失望，因为整篇文章的精彩之处是对形形色色见解的批评，而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为什么。再则，他列出的关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学会，没有一种有足够自主权和密切的内部联系可称得上专业的职业群体；十七世纪中叶，接触到欧洲科学的知识分子仍然信奉他们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等因素，既不是充分的理由，也不见得是独创性见解。
看来席文并不在乎他这篇文章作出了什么具体答案，从文末的意思来看，他认为整个科学史研究还不到回答问题的程度，因此这篇文章的价值并不在于对科学革命的定义应作如此理解以及其他种种具体见解，更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或提出打破）西方学者，也包括一部分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程式。席文本人很重视这篇文章，他认为里面集中了他对近年来反复谈到的历史问题的最新观点，他计划在宾州大学作的关于科学革命的系列讲座，最后一讲也将落实到这个题目上来，也许那时他将试图更完整地回答这个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虽然，在批评他人意见的同时也必然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总不如正面阐述那么清晰和一目了然。席文的这篇文章似乎有这方面的欠缺。在他对人们并不怀疑的若干问题质问时，其实蕴含了一个更为根本的疑问，即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是否等同于人们认可的西方科学。可以想象，席文是以一个历史学家，尤其是科学史家的头脑和责任感来思索这个对整个人类前途十分严肃的问题。不知为什么，许多人，也包括部分自我意识不强的历史学家，以为历史学家只该对人类的过去发生兴趣，若果真如此，必定是个不称职的历史学家。即便是对历史研究本身而言，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席文是个有激情、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他觉得“只做一个科技劳动力，而对其工作的更大意义漠不关心的期望是难以理解的”。即使是从这篇并不太长的文章中，从他反对任何偏颇、狭隘的文化优越感的意见中，从他所持的宽厚、公正和人道的精神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每项具体研究工作背后的整体意义的敏感和自觉。
也许，时下由一个中国人来强调反西方中心主义并不合适，一个西方人不会因批评精神有保守之嫌，而一个中国人则难免。虽然从情理上说，中国人理应比西方人更能以公正的态度关注西方文明之外的非欧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前途。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八卷第六期）
*N·席文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文化和科学史教授。这篇文章原文刊于美国《中国科学》1982年第5卷45—66页和上海《中国科技史探索》（《李约瑟八十寿辰论文集》第80—106页）。中译见《科学与哲学》1984第1辑第5—43页。又，《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上有台湾学者杨翠华的一篇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