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住“阵痛” 坚持改革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不少大中城市放开蔬菜市场之初，几乎都遇到“大老粗”菜进了国营收购站、“鲜细嫩”菜却进了自由市场的情况，有人认为还是“统购包销”保险，郑州市的经验是：
忍住“阵痛” 坚持改革
新华社记者　戴国强　刘益清　刘葵华　通讯员　党普选
郑州市从1983年起把蔬菜的统购包销改为“统购与派购相结合”；1984年改为“大管小活”；当年6月即全部取消统购包销，全面放开蔬菜市场。短短几年工夫，郊县的菜田面积由十多万亩扩大到三十多万亩，菜田的复种指数也大幅度增加，全市蔬菜年总产量由改革前的两亿多公斤，增加到现在的八亿公斤左右。
城市居民买菜方便了。郑州近二年蔬菜淡季大大缩短，秋冬季交接的11月，虽已开始销售白菜、萝卜等冬贮菜，黄瓜、西红柿、菜花、菠菜、甜椒等仍然比比皆是。每天进城卖菜的农民和菜贩近三万人，分布在四十四个规模较大的农贸市场和三百多个摊贩群，还有走街串巷的流动菜贩，家庭主妇们从清晨到傍晚，出门就能买到菜。国营菜店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大变化。现在所有批发交易所和门市部，全部实行了“国家所有，集体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新体制。经营蔬菜的主渠道已让位给农贸集市和摊贩群了；国营蔬菜部门则主要抓“三保”（保节日、保淡季、保冬贮），抓批发，抓调剂余缺，多年亏损变盈余，每年地方财政用于经营蔬菜的补贴由五六百万元减少到二百万元左右。
关键是调动菜农积极性
四十几岁的杨铁林副市长同记者谈起抓蔬菜改革的体会时，概括了这样两句话：既要重视有声的指责，更要重视无声的抗议。他所说的“有声的指责”，是指城里市民对蔬菜市场放开后，一度出现的对菜价波动、上涨的埋怨；“无声的抗议”则是指郊区菜农对付统购包销的一些抵制行动。
在蔬菜体制改革中，有些地方只重视有声的意见，要么压低收购价，用降低农民收入的办法求得价格稳定；要么增加国家补贴，“花钱买太平”。结果，市场菜价没稳住，菜农的积极性却被“稳”下去了，以致形成上市蔬菜减少，菜价更高，国家补贴增多，农民收入下降，上市蔬菜更少……
郑州市倾听菜农的呼声，把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放在第一位，从发展生产入手抓市场，蔬菜生产上去了，市场菜价日趋合理、公道，稳中有降，城市居民中的“有声指责”也逐渐被“有声赞扬”所代替。
郑州市这样做，来自对蔬菜产销实际情况的反复调查。在统购包销的体制下，菜农种菜既无自主权，又无经营权，种出的菜名义上是“商品”，实际上却要按低于产品价值的价格交售给国家，成了“半贡品”。菜农种菜不仅比务工得利少，甚至不如种粮食，越来越多的菜农不愿种菜。1983年4月，郑州市在郊区普及了蔬菜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允许菜农将自己所产蔬菜中的一半，按议价交售给蔬菜公司，使菜农的经济收入有所增加；1984年初，实行“大管小活”，菜农有了约四分之一产品的自由上市权。
但是，意外的情况出现了：菜农把“大老粗”菜送到国营收购站，“鲜细嫩”菜却上了“自由市场”。在菜多的旺季，国营收购站门庭若市，购进量大大超过销售量，造成大批烂菜；而在淡季，却又门庭冷落，收不到菜，只好增派人马到外地采购。这时，有人提出蔬菜是特殊商品，万户食用，日不可少，要保证供应，还是统购包销最保险。在这种情况下，郑州市没有走统购包销的老路。他们冷静分析原因，发现关键问题还是菜农种菜吃亏；要解决问题，只有在进一步放开上作文章。1984年6月，郑州市彻底取消了统购包销的老体制，全面放开了蔬菜市场。可是，这一着刚实行，又碰上蔬菜生产淡季，市场上一度菜少价高，市民反映强烈。在这关键时刻，郑州市委对开放的决策毫不动摇。他们深入郊县调查，看到农民种菜的积极性都起来了，坚信改革的“阵痛”很快就会过去，“菜少价高”的现象是暂时的。果然，到了1985年，温室大棚、地膜覆盖菜地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多，平均亩产由三千公斤增加到五千公斤。生产上去了，上市的蔬菜又多又好，淡季上市的蔬菜品种和数量，都比放开前增加一倍多，价格自然下降了，从城里到郊区赞扬声日益多起来了。
国营菜店靠改革摆脱困境
蔬菜改革，使长期垄断蔬菜市场的国营菜店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个又一个菜店开始转业改行。
“怎么办？”郑州市委和政府的态度是：对国营蔬菜系统的三千职工，不能不管。但是，蔬菜改革是涉及到十几万菜农和一百多万消费者利益的大事，不能迁就三千人而损害一百多万人的利益。他们提出“从改革中找出路”，制订了三条促进改革的具体政策：一是划小核算单位，层层建立联销计酬责任制；二是财政补贴继续给，扶持发展多种经营和综合经营；三是对少数经营蔬菜确有较多困难的门市部，经批准后，允许改行转业。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郑州市国营蔬菜系统各单位，大多数走出了困境：七个批发部、交易所，已有四个由亏转盈，职工收入普遍增加。一百一十个基层门店，到前年年底，发工资还有些困难的只剩下两家，去年只有一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