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交叉点上的人生透视——谈徐孝鱼的中篇小说创作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历史与现实交叉点上的人生透视
——谈徐孝鱼的中篇小说创作
高松年
在近几年小说创作开始活跃起来的浙江中青年作家中，徐孝鱼是属于起步较晚的一个。早期写出的十多个短篇，思想与艺术均见平平，直到1981年秋，他与人合写的工业题材的短篇小说《生命》在《当代》上发表，才开始引起文坛的注意。然而，紧接着当他把创作意趣转向中篇小说，他的第一部中篇《没有门牌的小院》（与人合作，以下简称《小院》）发表以后，他的创作态势则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发展。徐孝鱼似乎从此开始找到了独具优势的领地。从《小院》起，连同随后写出的与此属同一题旨的一系列中篇小说，构筑了徐孝鱼小说创作中一个新的独特的艺术世界。
这一组小说迄今已得八部，均是以江南偏远乡镇作为背景，描写的是生活于社会基层的人物的众生相，他们在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的命运遭际和思绪心态。对凡人奇事，奇人凡事题材的别致选择，使他的作品获得一种新鲜感和趣味性。在我国新时期的小说中，徐孝鱼对这一特殊的社会生活层面的描绘，可谓别有一格。
徐孝鱼长期生活于和他的小说主人公们相差不多的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他自己也认为，他终于选择了一条“塑造普通人的形象，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创作路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并不把占有独特的素材，作为获取读者青睐的“王牌”，他明白地表示过：“写这样的人物，并非是在题材、人物职业上故意寻找冷门，谋取哗众取宠的效果。”而是由于身处于特定的社会位置，自以为对社会的看法比别人要深沉一些，因此，他是通过对于普通劳动者形象的刻画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他对于生活的思考的。
纵观徐孝鱼的整个创作，他的构思的聚焦点似可概括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去透视人生、思索人生。他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净化人的灵魂作目的，通过对普通人与大时代之间的哲学与审美关系的发掘，去揭示改革在人的思想意识深层次中的阻力与希望之所在。
作者这种将历史意识与改革意识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创作意识，在《小院》里是融于同住一院的五位“院士”二十多年漫长岁月中的命运遭际及其变迁之中的。作品表现出主人公面临生计窘境而于困顿中求生，于逆境中求进的积极寓意。这些普通劳动者的人生历程虽然是平凡而又有点愚鄙，可作品由此却从哲学与审美的高度透视出了我们的古老民族推动历史前进的内在活力。他与人合作的第二部中篇《迷津》，从表面看似更多地着眼于政治问题，但实际上由于作品在描述算命瞎子王半仙与刘镇长之间一生的纠葛时，将强烈的社会性内容溶于明显的人生化的描写之中，因此，读了之后除了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可引起某种思索之外，更主要的是在人生形态上能促人深思。不过，《迷津》由于在艺术处理上的粗糙，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其意蕴的进一步开掘。到了《一家》（也系与人合作），徐孝鱼改变了前两部小说一线串到底的纵贯式构思路子，采取了一种透过一个突发事件再反过来去寻找时代历史投影的新的构思方法。作品中透发的一种褒扬自力更生与要靠劳动致富的思想内涵，由于是通过阿德老汉的终于彻悟而更显明朗，所以，改造人的灵魂的希望的意涵也于此得到了阐发。
从上述三部小说中，我们看到，徐孝鱼笔下所描写的主要人物都有过一段陈旧特殊的“历史”，而一旦新的生活改变了他们固有状况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一种战战兢兢的心理情状。他们在新的生活面前紧张惊讶，诚恐诚惶，甚而不知所措。而正是在这种时代大潮前进之中特定人物所表现出的战战兢兢的心态里，徐孝鱼找到了吐露自己艺术思索的自由天地。唯其如此，徐孝鱼决意在这种为自己所熟稔的游刃有余的笔墨中走下去。我们注意到他在紧接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更自觉地注意了对于人物心态波动的把握与刻画，使之成为作品获得成功的一大特色。
在《山风》中，写豆腐佬金士贵面对黄副镇长因经济犯罪被捕的消息而产生的情绪反复多变，心理振荡不安。在几起几落地向黄副镇长、金狗子、马艳凤之流送豆制品的行举中，在对待传出这个消息的海老头态度的几次一百八十度式的转换里，以及在他到处捕风捉影地打听消息、由己及人的估摸形势和翻来覆去的得失权衡之中，活画出了这一个小手工劳动者患得患失、自私陈腐的灵魂世界。从表层看，这是一篇近距离反映生活之作，写的就是这几年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的人与事，有触及时弊的政治性意涵。但仔细探究，不难发现其深层意蕴则更是在于通过对金士贵、海老头等几个人物的刻画，而表现出作者对于新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寻觅与探索，及其在特定的历史转换关头的形态变化。
《山风》之后，徐孝鱼的一系列的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亢奋时期。1984年，他先后推出了《蛇医》、《凡人》等一些作品。在这一段，他的作品背景均喜欢置于近距离的改革浪潮之中，人物关系上都安排成反差很大的对立关系，而且在情节发展中直接形成正面的冲突。这种强反差的安排，艺术上显得不和谐，这在他的过去作品中则较少见，反映了徐孝鱼急于突破与创新的迫切心情。
徐孝鱼作品中某些不协调的现象的出现，与他在构思中较多地从单一的因果关系考虑，写得太满太实不无关系。他的语言一般以叙述为主，故事结构比较注意情节的连贯性，过于贴近生活的本身，对生活的分析很细，却又有点事无巨细的倾向，在思维定式上经常只被一种感情所支配，于是，他的小说有可读性，却少耐读性；有真实感，而少含蓄感。对此，徐孝鱼自己也意识到了，也有决心要有所改变。
据徐孝鱼透露，他要以《古墓》为起首，写出由二十四部中篇组成的、用《大同二十四镇》冠总题的宏大系列。如此说来，这里谈到的几篇，尚仅仅只是一个开端。今后，其发展态势如何？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