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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之光〔报告文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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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7-02-01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高密之光〔报告文学〕
莫言
我无法准确地表达我对故乡那片黑土大地的复杂情感,尽管我曾近乎癫狂地喊叫过:高密县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超脱、最圣洁、最英雄好汉、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但喊叫之后,我依然、甚至更加悒郁沉重。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那里留给我的颜色是灰黯的,留给我的情绪是凄凉的——灰黯而凄凉,是高密留给我的印象。
离开故乡之后,我的肉体生存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我的精神却依然徘徊游荡在高密荒凉的大地上。对高密的爱恨交织的情愫令我面对前程踌躇、怅惘。高密,你何日才能治好历史留给你的斑斑伤痕,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
进入八十年代,我不断收到报告高密逐渐富裕起来的信息,我兴奋然而又半信半疑。参军前高密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和醉意朦胧的农村干部留给我的印象象梦魇一样死死纠缠着我,使我不敢不怀疑——好嗜酒、好幻想、好夸张、好变形,是高密老乡亲的可爱的弱点——高密当真开始富裕起来了吗?
我终于回到故乡,看到乡亲们衣冠有些楚楚啦,眼珠有些活泛啦,是逐渐富裕的表现呵!我看到家家院里墙上树上挂满了金黄的玉米,知道家家都吃上了不掺麸皮的白面,进而知道有些人家还有了或多或少的一点点存款。果然是逐渐富裕了呵!
在村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欣喜的心情平息,更大的忧虑产生,村里的现象使我感到小小富裕之后潜藏的大大危机。可耕土地日益减少,人口急速增加,中共村支部委员会处于半瘫痪状态,封建沉渣泛起……这些当然是支流,但也足以令人担忧了。农民的日子还是难过,我从父亲因承包土地后付出比大集体时数倍的艰苦劳动而日益枯瘦的脸上,看到了那种几十年一以贯之、至今没有消退多少的悲剧色彩。
我后来才知道,这时,目光远大、敢做敢为的王建章已经率领着南关人在侍弄土地之外,大力发展工业和商业了。南关的几百亩土地,交给了一个队承包,南关的大批人马转移了——这有点象打仗。——后来我回忆,八十年代头几年,高密县的一些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干部忙着利用职权之便为自家修建住宅时,王建章和南关村党总支一班人正在率领群众飞渡“难关”,从根本上解决南关成为“难关”的问题;一些村的党组织形存实亡时,南关的党组织正在真正发挥着堡垒作用。
在故乡时,曾去乡政府与一搞新闻报道的朋友聊天。他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嘴里是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他能说能写能喝酒邋遢不洗衣服有济公风度挺可爱的。他看到我瞅着他床底下那一堆空酒瓶子,嘶哑着嗓子问我:“你知道一个支部书记一辈子要喝多少酒?”他告诉我,一辈子大约要喝一万公斤酒。我懵了。他掐着指头给我算帐:一个支部书记三十年酒龄,每天喝酒两市斤,可不就是一万公斤么!一万公斤就是十吨,一辆解放牌卡车载重量四吨,两辆解放牌卡车拉八吨,还余下两吨。——我笑了,但心里很难过。我的朋友还说:酒是农村某些干部的“润滑油”,高级“润滑油”。我知道他说话喜欢夸张,语言尖酸刻薄,他的话要当成笑话听,但我还是很难过。因为我知道,这些人喝酒是不用掏酒钱的。说话间,朋友喝醉了,睡得极香无声无息好象逝世了。我走出乡政府大院时,太阳已经落山,黛青色的天上高悬着一轮月亮,白雾袅袅,我似乎嗅到了流动在高密大地上空的酒气。我也有些头大,脚下无根,犹如腾云驾雾。一个艺术家在醉意朦胧中也许能创造出第一流的艺术品,可一个村的干部整日沉湎在醉乡里,这个村的工作就倒霉了。
去年秋天,我的一批以高密县为背景、带着高梁酒味的小说发表后,父亲来信了。
父亲信上写道:三儿,你哥哥跟我叨念过你的小说,父亲心里为你高兴,又为你担忧。你们青年人在新社会里长大的,没受到旧社会的苦。日本鬼子进中国八年,老百姓东跑西窜,象在刀尖上过日子,有多少好人被打死了。你奶奶一听到日本来了就拉肚子。现在安定团结的好日子应该爱惜它。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有吃有穿了,家家都有存粮,就这样过下去我们老年人就心满意足了。村里干部喝点酒也是应该的,古来无酒不成事。你那个朋友被招到南关去了。他来过咱家一趟,跟我说,王建章是个了不起的改革家,开了好多工厂,赚了好多钱。父亲认为庄户人还是要好好种地,不种地就是不务正业。你那朋友戒酒了,他说你回家后一定要去南关看看,父亲认为还是不去好,免得惹出是非……
看过父亲的信,我慨叹一番,心里滋味挺多。从父亲的信里,我知道高密出了一个王建章。依稀也记得报纸上登载过王建章的事迹,但二十年农村生活中农村干部留给我的印象,使我不敢把王建章估计得太好,没准也是一个醉酒百家的酒神呢。
不久,我回高密探亲。这时,有关王建章的传闻很多,不少人说王建章领导的南关(兴华总公司)贷款一百万元,濒临倒闭,还有人说王建章被抓进了监狱。众说纷纭,且都带着那么一点点对出头者倒霉之后的隐隐的快乐之情。而这时,我的家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自动“扔套”,原先由他入股兴办的蓝矾厂倒闭了,好象从没出过什么蓝矾),“厂长”为躲债主远走他乡,债主连“厂长”的家都抄了。父亲对此一点都不吃惊,他认为农民不弯腰种地迟早要倒霉,“蓝矾厂”的倒闭只不过证明了他的理论。
我闲暇无事,领着孩子,到“蓝矾厂”的废墟去参观。只见十几间即将倒塌的房屋、一个锈得通红的锅炉、一堆煤灰、几口破瓮、十几个破坛子,在秋高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放射着美丽的光彩。前几年,这个“蓝矾厂”也是所谓的“乡镇企业”,也是贷着国家的款,占用着农民的“提留款”,号称为民造福的社会主义新型企业啊!可它除了在村庄里制造过大量的有毒烟雾外,带给村民的好处是丝毫也无的。我十分自信地认为,王建章的兴华总公司无非也是这样一些货色。
住了大概一星期,一辆乳白色的轿车出现在我家门前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孩子们都围上去观看。车门开,钻出了一个衣冠楚楚的瘦人,走到近前才看清竟是我那位靠天洗衣的朋友——他在乡里工作时,下雨时就把衣服挂出,天晴了,衣服干了,就算洗过了——我吃惊地盯着他,他羞答答地说:“都是让‘大书记’给逼的,他不允许我邋邋遢遢地去上班。”
朋友奉“大书记”王建章之令,专程来拉我。他现在兴华总公司属下的采暖设备厂政工科工作。我听到“政工科”几个字,以为听邪了耳朵了呢。——兴华总公司各厂都设有政工科,总公司设有政工研究室。到南关村后第四天,我翻阅着总公司翻印的《兴华简报》,翻阅着总公司的有关材料,心里不由对南关村党总支委员会的清晰头脑钦佩。在“向钱看”的时髦风潮中,南关村竟象招聘技术人员一样招聘政治工作人员——我没了解过,不知有没有别的农民企业这样干过。在那次唯一的谈话中,王建章对我说:“我们在初创阶段,忽视了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结果出了问题,干事业归根结底要靠人,靠人的质量。人的质量有两方面,一是思想觉悟;二是技术水平,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么。”
朋友指着敞开的车门说:“我不跟你废话,你跟我走,去看一看。我知道你对农村干部有看法,‘大书记’让你去看看,只是看一看。”
我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沉吟半晌,说:“人家一片诚心来了,就去看看吧,少说话,别喝人家的酒。”
轿车飞驰在农民集资修建的柏油马路上,苍黄的原野在车窗外扇面般旋转。司机说:“你们村的路糟透了。”他批评我们村的路我的脸上也无光。朋友说:“兴华总公司前年投资二十八万元修建了县政府通南关的大路。”司机说:“这事还被一些人列为‘大书记’的一条罪状呢。”
“为什么叫王建章‘大书记’呢?”我问。
朋友说:“南关原来是个小村,王建章是支部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南关村由单纯农业经济转化为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成立了兴华总公司,下设建筑安装公司、水磨石厂、靴鞋厂、采暖设备厂、服装厂、贸易商行、汽车出租公司、供销公司,从业职工已达三千六百人。由县委批准,南关村党支部改为总支,下辖七个支部,王建章任总支书记。他年龄大,‘官’也大,就成了‘大书记’。你不要把‘大书记’和‘大地头蛇’联系在一起,这是南关群众对王建章的爱戴。”
轿车驶上兴华总公司投资修建的南关大街,道路平坦宽阔,很有气派。我的朋友让车开进他工作的采暖设备厂。司机还要急着去青岛拉专家,与我告别后就开车走了。
朋友说:“你先看看,这象不象你脑子里想象的那种农民办的工厂。”
采暖设备厂厂房高大,厂内曲径回廊,绿树鲜花,宛若美丽的公园。我立即想到了我们村的“蓝矾厂”。
“怎么样?”朋友问我。
我记着父亲的叮嘱,不说话。朋友狡猾地笑着,带我进了车间。1985年夏,我曾参观过一机部一家大工厂的车间,现在走进一家农民工厂的车间,我感受到的气氛是一样的。“农民工人”们都专心致志地工作着,无人理我,只有一个女工瞟了一眼穿着军装的我,也许她丈夫也是个军人吧。
采暖设备厂的会客室里,四壁挂满用户赠送的锦旗,陈列柜里摆着这家工厂生产的暖器片、散热片,产品的确十分精美。我从锦旗上看到,这家农民工厂的产品行销长江以北各省份。我疑惑地问:“江南为什么没有销路呢?”
朋友说:“江南不冷啊。”
采暖设备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高方明抽出十分钟与我谈话,厂技术科长老董陪着。高方明四十岁左右,长相很憨,头脑很敏锐。他刚刚当选为全国建筑金属暖通协会常务委员。我担任马列主义理论教员时学到的那点政治经济学知识帮了我的忙,使我勉强能够与他对话。他对我说:“采暖设备厂到了这个程度,首先是党总支领导正确,‘大书记’要我们用农民的真诚淳朴做买卖,用严肃的科学态度搞生产。我们最重视的是信誉。”技术科长老董告诉我,全国散热器产品质量鉴定会不久前在这家农民工厂召开,全国有名的建暖行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二百多人出席了会议。经鉴定,兴华总公司采暖设备厂生产的散热器各项技术指标均列全国同类产品的一流水平,有两项技术指标超过了法国和西德同类产品的水平。
高方明频频提到“大书记”。
朋友告诉我,高方明原先是个小炉匠,是“大书记”慧眼识英才,把他提拔到采暖设备厂的领导岗位上,采暖设备厂在高方明任厂长前,连年亏损,面临倒闭。
后来我又参观了兴华总公司的几家工厂,印象都不错。
靴鞋厂新任厂长小田不满三十岁,中共预备党员,是“大书记”王建章的女婿。
我悄悄地问朋友:“让自家的女婿当厂长,是不是有点……”
朋友说:“现任塑料厂厂长孙立录是‘文革’中挑头批斗王建章的人。”
——在那次唯一的谈话中,我喷吐着蓝色的烟雾,脑子里想着古人祁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故事,耳朵倾听着王建章略嫌疲惫的谈话。前几天里,关于王建章不拘一格,选人用人招聘人的事情灌满了我的双耳。他招聘技术人才,招聘政工人才,还招聘体育人才。王建章招聘体育人才出了县界,平度县十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体育人才纷纷要求来南关安家落户,平度县有关部门醒悟了,很快为这些人解决了住房待遇等问题,这些人虽没来成南关,但都感谢王建章。王建章还想招聘作家,我知道他愿意招聘我。王建章对我说,做为南关村领导人,不能光想着钱,还要想到农民吃饱喝足之后的精神需要。王建章说中国农民的质量提不高,中国人的质量就提不高。王建章说欢迎一切具有特长的人来南关。他说你莫言要来南关,必然会影响一大批人对文学感兴趣。他说我们不会让你去皮鞋厂纳鞋帮子的,我们给你一栋小楼让你专心写书。他说要使南关成为高密县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他说南关村的“外来户”对于打破中国农村的家族、宗法制度意义重大,国家不对外开放不行,一个村庄不对外开放也有点象“近亲繁殖”,后患无穷。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王建章的谈话里隐藏着一些极有价值的思想火花,他甚至涉及到了人种的问题。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农村中利用婚姻缔结经济联盟的现象出现了,我的家所在村,已经形成了一张亲戚关系网,这种亲戚关系网带来的危害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上,而且确实不利于优生啊!
在兴华总公司的办公室里,戴一副紫边眼镜、文质彬彬的徐秘书接见了我。我提出要见“大书记”,秘书说“大书记”有急事到市里去了。我决定住下,等。
电话铃响,是在乡供销社工作的堂弟打来找我的,他告诉我:“三哥,伯父说,看看就快回来,不要多说话。”
徐秘书带我看了被共青团中央表扬过的村“青年之家”,看了灯光篮球场、羽毛球场、旱冰场、乒乓球室。还看了总公司会议室。在这间会议室里,村党总支委员会和各厂政工人员每天早饭前集中学习一小时,主要学习报刊重要文章,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通报经济信息。这项制度已坚持了七年。
我问徐秘书:“你们党总支委员会敢不敢批评王建章?”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如果想成为一个小皇帝,一般是能够成为的,这绝对不是胡说。但徐秘书找出党总支的会议记录给我看。我看到那上面记录着总支委员们对王建章私自签订上嘎斯石项目的尖锐批评和王建章深刻的检查。
电话铃响。徐秘书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浑厚嗓音。是王建章从市里打来的电话,询问南关村女子篮球队代表山东省参加全国农民丰收杯女子篮球赛的战况。徐秘书拿着女篮拍来的电报向王建章汇报。徐秘书说女篮连战连胜,有希望夺冠军,最起码得亚军。王建章要徐秘书电告女篮:讲文明,讲礼貌,争冠军!——事后得知,南关女子篮球队获得亚军!
下午,我的朋友有事,我换下军装,在楼房、瓦房鳞次栉比的南关村漫游。
我去了南关村投资二十三万元兴建的南关小学。
我去了一家农户,家里人都上班了,只有一个老太太坐在葡萄架下编织着什么。院里红花似火。我知道我这辈子也住不上这样一套房子。我很想看看王建章家的房子。
晚上,我看到了王建章家古老破旧的房屋。屋里摆设也很一般。王建章身材高大的妻子拿出旱烟招待我。吸着烟聊起家常话。她说“文革”期间跟着王建章遭了很多罪,刚生过孩子就被逼着下地劳动,落了一身病。王建章被斗瘫了,人家还要用门板抬出去斗,她和孩子下跪求情。那些人可狠啦。王建章重新“上台”后,那些人都害怕啦。老太太说,建章这人心胸宽,不计较,要大家放心,快快干大事。那个李仁宗早先就干过对不起建章的事,“文革”中更起劲。建章一上台,他对老婆说活到头了,有病也不治。建章去看他、安慰他,还借给他五十元钱让他看病。我见过李仁宗,一个瘦老头,现在工厂看门,月薪一百余元。跟他提起王建章,他就眼泪汪汪。
来到南关第三天,终于见到了王建章。他实在是太忙了。他个头不高,胖墩墩的,红脸膛,厚耳朵,额头半秃,大眼肉鼻子,模样有点象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帕瓦洛蒂。——一个典型的老农民——一个典型的老父亲——我有点失望——传闻中说他“文革”期间被开除党籍后,拎来一桶煤油淋到房子上,点起了一把冲天大火,站在耀眼的火光中,他大哭三声,又大笑三声,然后挈妇将雏流亡关东。——这传闻使我把王建章英雄化了。我问他这传闻是否真实,他憨厚地笑了。——我想起好多真实的事:王建章掏大粪时,掏得勤掏得净;王建章烧茶炉时水开态度好;王建章坐“喷气式”忍耐力最好;1985年王建章拒领按照总公司奖罚制度奖给他的六万元奖金;王建章拒收一个原籍南关流亡东北又回南关的一个老太太的一千元“感谢帮助迁回费”;王建章是村里一个哑巴的好朋友,哑巴一见我就对我比划王建章的模样,然后高高翘起大拇指。——我想起这几天里了解到的与王建章的劳动联系在一起的业绩:南关村由每人年分配四斤小麦变为1985年人均年分配现金一千五百余元(1986年会更多),1985年南关村固定资产总额已达一千二百六十万元,是1978年的七十九倍(1986年更多),南关村四进公安局的村民杨守仁变成了勤劳能干的维修工,南关的服装学校和建筑学校培养出了大批技术工人和好几个助理工程师。——“南关渡过‘难关’是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是南关人的共同努力,不是我王建章一个人的功劳。”他对我说。
我说:“去年听人说你被逮捕了。”
王建章笑了:“我被谣言‘逮捕’好几次了!小老乡,你放心,兴华总公司光明正大,不干歪事。我们不赚黑钱。前年,有一个人跟我商量,只要南关出点地皮,出了公章,就可得几十万元,我自做主张把他轰走了。县里、市里都关心我们,指导我们,我们迷不了路。”
我离开南关村半年多了,终于得空闲写这篇文章。南关村值得写的太多了,我真的写不好。这半年里,我一直在想,必须改变我对高密的看法了,必须改变过去的生活留给我的灰黯印象和凄凉情调了。我拘泥于过去的经验,用偏颇的眼睛审视飞速变化的高密,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我不敢说南关村就是高密农村的方向(王建章也反对高密农村都学南关,南关有南关的实际情况),也不敢说王建章就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但在我的经验里——仅仅是我的经验里——从没有过象王建章这样的农村干部,这是肯定的。我相信我的直觉和判断能力,南关村在全国真可能不算什么,但起码是高密县的明珠和骄傲。王建章多次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美誉乡里,人人佩服。他在全国灿若群星的农民企业家行列里可能排不上名次,但他起码是高密县的明珠和骄傲。
我还想,要是高密县的农村党支部都能象南关村的党总支委员会一样,要是高密县的共产党员都能象南关村的共产党员一样,高密县没有理由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模范县,高密人没有理由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优秀公民的一部分。
记得结束南关访问后,我见到了高密县年轻的县委书记赵风池,他正为抗旱种麦和即将开始的农村整党工作忙碌着。我不愿多打扰他,匆匆告辞,虽没说什么话,但他那脸上坚定的神情和话语中透溢出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我对可爱的、永远难以忘记的故乡——高密——充满了信心。
不久前,朋友来信,告诉我,南关村准备成立一个文学艺术沙龙,聘请我担任顾问。朋友还告诉我,哑巴离婚了,原因是女方带来的孩子老是摹仿哑巴的样子,哑巴的自尊心受到了损伤。
朋友还告诉我,王建章邀请我春节期间到他家喝酒……
我开始想念这个面容慈祥的“大书记”了。他五十九岁了,在解放军里当过机枪手,参加过淮海战役,在战场上是条好汉子。他酒量很大、在酒场上也是条好汉子,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南关村党总支有约法,不准到村民家喝酒,王建章对我说过,有一个干部到村民家喝酒,被他用高音喇叭吼了回来。
高密,酒神徘徊的地方,朦胧酒气消散之后,珠宝之光便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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