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社会需求　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的探讨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节制社会需求　保证经济稳定发展
——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的探讨
许荣昌　罗精奋
当前宏观管理的重点是节制需求
加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抓什么？从我们遇到的问题看，着重点应当放到抓节制需求上来。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是说抓增加供给不重要，对发展生产以保障供给不必认真对待和精心安排了，而是说现阶段在加强宏观管理上，由于需求容易发生膨胀，节制需求比增加供给难度更大，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才能做到。而且，如果需求过大，加工工业的过快发展状况不能缓和，必然使能源、原材料、交通的建设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产业结构将难以趋于合理。应当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需求，是指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指“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这个意义上的需求。在一些文章中，往往把这两种需求混为一谈。其实，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必须严格分清，不能混淆。人们的绝对的消费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欲望，是无止境的，它对生产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而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受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不应当也不可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因为生产的增长在一定期间内是有限度的。节制需求，是指要节制社会需求的支付能力，而不是去禁锢人们对需求的欲望。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需求摆脱了社会性质的局限，需求大于供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因而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不可逆转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不可否认，目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着经济上短缺的现象，但这种短缺现象，只不过是过去经济体制引起的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等弊端的反映。现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致力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来克服“大锅饭”的弊端，这将有利于节制需求膨胀。所以不能将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短缺经济，因为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在经济工作中切实节制需求，在节制需求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增加供给，建立起供略大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良好经济环境并不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里说的供大于求，不能想象为总是保持供应量超过需求量的局面，因为这将造成超储积压，使一部分社会产品长期游离于生产、消费之外，形成新的浪费；而是指在经济运转中经常不断地出现供应量超过需求量的现象。为了使超量部分能够为市场所容纳，一般通过滞销产品的降价，刺激新的需求，或者通过落后企业的转产限产，以达到新的平衡。如果将计划工作对经济的调节过程概述为“平衡——不平衡——平衡”，那么以往所讲的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经常出现短缺；而今后所追求的那种不平衡，应当努力使其转化为经常出现略有过剩。这种转化，是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它有利于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采用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更新产品品种，改善服务态度。
完善科学决策体系和程序　建立自我节制机制
由于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某些环节不健全，节制需求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从根本上说，主要应当抓好两头。
一头是宏观决策必须科学。国家计划目标的制订是否切合实际，是从本国的国情、国力出发，量力而行，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多年来，我们常常把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订得过高，急于求成。不能说这种倾向目前已经完全解决了，恰恰相反，这种倾向依然时有表现，仍应予以高度警惕和严格防止。十分明显，在物价受管制的条件下，如果计划在货币形态上发生超分配，执行中要节制需求就更不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靠市场调节是无能为力的。
当前的突出问题，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太大，特别是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太大，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太快，摊子铺得太大；一是增加消费的空气太浓，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十分严重。要提倡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压缩空气，抑制需求，以求得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为了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必须完善决策体系和决策程序，实现决策民主化。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应先由智囊机构搜集分析足够的信息资料，进行经济技术论证，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然后由中央、地方决策部门按照分级管理的职责范围进行审查定案。对于个别领导人的建议，亦需经高级咨询机构的评估，再予确认或否定。这样将有可能减少决策的失误。同时，对待国家制定的计划目标，也不应当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无论是长期的或者是年度的计划，都是对经济发展客观事物的一种展望、预测和规划，在执行过程中，可以也应当随着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修订和调整，使计划更加切合实际。
另一头是建立微观的自我节制机制。这是宏观决策能否顺利实现的保证。非常明显，如果由上而下的宏观控制措施得不到微观经济的响应，微观经济活动硬是反控制，那么宏观管理目标的实现就会扭曲甚至落空。如何建立微观的自我节制机制，目前看来主要要解决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度分离的问题。
如果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度分离（国有企业不改变所有制也是可以实现这种分离的），再借鉴资本主义国家董事会制约、监督经理层的某些做法，那么微观的自我节制机制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实行有限度的自负盈亏的同时，重点放在解决厂长代表谁的利益问题上，并相应地建立经营责任制。
我们认为，厂长应该是资产所有者的代表，他的职责是保证企业资产的增值。国有企业的厂长应该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这与依靠职工办好企业是不矛盾的。厂长为了维护国家财产，必须行使自己的职权，使职工收入与企业资产增减和经营效益挂起钩来，使职工从经济利益上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因此，在国有企业中，除了继续实行目前行之有效的任期目标制和离任审计制外，由资产所有者根据企业资产增减和经营好坏，按照合理的评价标准，通过严格考核、公道评鉴，对厂长层实行高奖重罚，经营得好的，收入可以超过政府高级官员的工薪。不仅要在工资奖金上拉开差距，在离职后的社会保险上扩大差别，而且在声誉上也要有褒有贬，并承担解聘、就地免职、革职为民的风险。
从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控制财政支出入手
为了节制需求，从具体工作上说，主要应当控制好两个闸门。
一个闸门是银行。首先应当确定货币的合理增长量。要改变目前根据需求确定贷款规模，尔后根据贷款规模和信贷差额确定货币发行量的做法。今后应当根据预测的经济增长率和可以承受的计划通货膨胀率计算确定货币增长量，由国家批准下达，中国人民银行严格执行，不能突破。为此，必须控制中央银行的原始贷款（原始贷款，是中央银行向各专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它从贷款发生的顺序上看，具有初始性质。目前习惯上叫它为再贷款，是不确切的。）由于货币发行主要是通过原始贷款发出去的，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必须根据货币供应量（现金加可用于转帐结算的存款）的计划限额，确定贷款规模，不能再按信贷规模任意扩大货币发行量，由此造成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当申请贷款总量超过计划贷款规模时，要采取措施，使贷款单位主动压缩或放弃贷款。对于不能不发放的贷款，比如农产品收购贷款，必须预留指标，或实行专户管理，不得将硬缺口留在刀刃上。
另一个闸门是财政。如果按现行办法把债务收入计入财政收入，那么国家财政预算不能再打赤字。应当看到，国库券是一种负债，只能在发生财政赤字时作为一种弥补手段，不能作为财政收入的正常来源。由国库券充抵的财政超支，仍然是赤字。如果不把债券收入当作是财政收入，这时出现支大于收，应靠开辟税源和发行债券实现平衡，当然也可以向银行借款，但必须规定借款的最高限额（比如，相当于财政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三至五），并按期还本，照付利息。达到了借款的最高限额，在没有归还以前，财政不得再借，决不能靠向银行透支来弥补赤字。总之，财政经常性收入加上银行借款和其它债务收入的总额，应当略大于（而不能小于）财政支出，否则，必须坚决紧缩支出，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这两年生产资料涨价，引起成本上升，不少企业通过提高销售价格转移出去了。如果控制住货币供应量和财政支出，就有可能制止轮番涨价现象的发生。正常的货币供应量是价格改革成功、经济持续繁荣的前提。在通货连年大量膨胀的条件下，价格改革很容易出问题。
货币运动是物资运动的反映。正常的货币供应量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条件，生产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从物质形态上看，主要取决于生产资料投入的数量和结构，而不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货币的过量供应必然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贬值，这无论对生产建设、开放改革，或者人民生活，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如果说再有第三个闸门，那就是要做好外汇的使用和管理，坚持外汇收支长期保持平衡。在我国，外汇短缺将是比较长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资不能不借，又不能多借。因为经济不发达，技术水平低下，需要多利用外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也正因为经济实力弱，偿还能力差，就制约了借用外资的规模。借用外债应主要用于扩大出口创汇，要有清偿外债能力，而不应当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或者大量进口市场商品。借用外债必须慎之又慎，即使是长期低息贷款，也不能借来再说，因为这仍有一个偿还的问题，一旦到了还债期限，日子是不好过的。借外债不能持轻率的态度，不能抱侥幸心理。借债时首先必须考虑到今后怎样归还，并采取措施切实落实，以防止外汇使用上的失控。否则，一旦陷入举新债还旧债的境地，那就危险了。这将是比农业歉收、比例失调更为严重的事情。
当然，供求总量平衡以后，还会有一个供求结构的问题。然而，供求平衡与比例协调相比，前者是属于高一层次上的宏观管理目标。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对经济带来的震荡，周期长，冲击大，超过部门间比例失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因此，一旦出现供求平衡和比例协调两方面要求不能完全兼顾的情况，宁肯以暂时牺牲比例协调，甚至某些部门一个时期内经济不振作代价，也要确保供求总量平衡。当然，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应当尽量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