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中升华　梦醒后自省——读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和《雪城》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沉沦中升华　梦醒后自省
——读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和《雪城》
张志忠
已经失去的是真实的，而补偿也许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忧伤，不知忧伤为何物的人是幸运的；但是，在忧伤中人们才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会自觉地去寻求生活的真谛。因此，即便是令人窒息的忧伤也比那些耽于安乐者更富有生命的活力，更含有生活的底蕴。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和《雪城》（上部）所充溢的对一代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作品中沉着而不恣肆、弥满却不狂放的情感力量，作者那直面惨淡人生的态度，都使这两部作品具有了一定的宏恢品格；当然，知青运动的历史，决定了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写得壮丽辉煌，相反，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社会现象——上山下乡运动的心灵反馈，沉重和忧伤，在这两部作品中是分外鲜明地存在着的。
《雪城》中有这样一个比喻：“西佛西斯的石头”。是的，在前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青年被不由自主地推向生活底层，一次又一次地在咸水里煮，血水里泡，同样地，又被时代的急骤转折带回了他们向往已久的城市，又一次在新的现实面前感到了困惑无力。他们不甘于平庸，不甘于沉沦，但是，他们生活的支点始终未能找到，不但是精神的支点没有着落，连就业都变得渺茫难求。这样的日子虽然已经过去，但它在这一代人心灵的伤痕上所添加的惨痛的新印记，却永远难以平复。这或许是近年来以知青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新的失落感的内在原因吧。
失落是沉重的，但失落并不就是一切。《雪城》在真实地展示刘大文、严晓东们在城市中陷入的新的困境，从就业到住房，从经济到心理等方面，是冷峻写实的。但是，作者骨子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赋予他笔下的人物以强烈的英雄气概和人格力量，他们相濡以沫、相嘘以实的互助精神，他们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生活态度，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纯洁的信念和纯真的爱情不惜付出巨大的牺牲，他们所特有的斗争方式，他们嘲弄一切的目光中蕴藏着的热烈真诚，都令人心热，令人崇敬。作者梁晓声和他笔下的人物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呢？集体高于个人，道德先于需要，群体意识和伦理原则，这在五六十年代所提倡和张扬的理想情操，竟如此地深入他们的魂髓，成为他们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造就了他们的不可湮没的英雄气概。作品的群象式的描绘正是与作品洋溢的集体主义精神互为表里的。为“金嗓子”刘大文举办的街头演唱会，那样荡气回肠，慑人心魄，就是因为这些为了各自的衣食住行的最低生存需要而奔波的人们所迸发出的人的光辉，它深深地拨动了同样地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我们的心弦。然而，心热过后，崇敬之余，我们又感到一种缺憾，一种困惑。当我们推重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时，我们难免会忽略在那轰轰烈烈的凯歌行进之中孕育着的时代病，忽略这理想主义所凭依的只是情绪的热烈而非理性的坚定，由此，我们也就无法在大起大落的社会变动中尽快地站稳自己的脚跟，无法以单纯得近乎透明的道德理想去判断复杂得令人目眩神迷的社会现实。刘大文们的高洁的道德风貌和集体主义精神，与他们在现实中的软弱无力，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作家对于前者的推重和强化，对于同代人的无保留的肯定，则使作品在历史与道德的评判上有失偏颇，也影响了作品的生活内涵。这恐怕是作家始料不及的吧。
如果说《雪城》所显示的是一代人历经劫难而未曾衰朽的青春，是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奋争和寻觅，是他们以心灵的恒定抵抗着人生最基本的也是最必不可少的衣食住行需要的压力，《桑那高地的太阳》则更多地带有自省意识，是对于这一代人心灵变异的严峻剖析。与刘大文们同样地有着理想激情和英雄气概的谢平，不再是作为被肯定、被赞颂的主角，却更多地带有那个畸形时代的殉葬者的悲抑。作为上海数千支边青年的带头人，他曾经充满了神圣的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曾经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在冷酷无情的生活面前，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被击败，最后被发配到骆驼圈子那样荒凉遥远的冷土，他默默地坚韧地生存了下来，承受了许多超人的痛苦的磨练，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钦佩。然而，正是在这十几年中，他的心灵发生了畸变，磨练的过程吞没了他的生命价值，生活中的邪恶曾经一次次地激起他的良知和抗争，骆驼圈子那样的遮掩着某种封建人伦关系的温馨，却使他渐渐思想麻木、心灵钝化，半推半就地堕入人生的陷阱之中。当时代的转机给他带来新的光明，他却发现自己的可怕的困窘：他早已失去青年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思想敏锐、目光开阔、创造力强，没什么知识了，同时，他又始终未能与那些老军垦战士认同，那样一个群体始终把他拒斥在外；当他离开闭锁的骆驼圈子，在活跃的生活潮流中，他只能瞠目结舌，现实对于他是不可理解的了。（作品的不足也即在于对这一心灵畸变过程展现得过于粗硫，未能开掘得更深一些）理想和道德，一旦失去现实依据，只能显得荒唐可悲。他与齐景芳的关系的演变是意味深长的。比起他的矢志不渝来，齐景芳当然差他很远，她曾经被人诱骗过，后来的生活道路也不那么纯洁，但是，正是在人生的浮沉中，齐景芳由幼稚变得成熟，她超越了个人的坎坷辛酸而成为生活的强者，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谢平却始终是个“没有长大的大孩子”，最初，他是要充当齐景芳的保护人的，最终，却是齐景芳扶持着他度过了生活中的新危机。广阔的生活比稚嫩的理想更成熟，更有力量，现实的选择也许会把纯洁和执著置于次要的地位，只有踏入泥泞，才可能到达彼岸。这样责备谢平，也许不符合作家的初衷，也许显得过于残酷，他毕竟是被生活环境摧折得九死一生，能够生存下来已实属不易，但是，当他把十几年的青春抛在桑那高地，自己却变成新的闰土，要想真正从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怕是非得在自己身上动大手术才行。
读这两篇作品和写这篇短评的时候，我都觉得心沉甸甸的。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伴随了历史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全过程，不断有引人注目的作品出现，不断有新的开掘和新的收获。几千万热血青年的经历，十余年风风雨雨的岁月，经过十年内乱，人们承受生活悲剧的能力是大大地增强了。悲剧，不但令人警醒，也促人深思，助人反省，在此基础上，有可能酝酿出与一代人的生活道路和心灵历程相称的文学巨著来。要达到这一步，关于历史行进的合力，关于历史评判与道德评判，关于理想主义与现实生活，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社会使命和他们现实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代价和收益，关于知识青年对农村文化的影响和农村文化对知识青年的影响，凡此种种，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桑那高地的太阳》和《雪城》，在上述命题的某些方面作了富有新意的思考，虽然它们还不能算很成熟的作品，但它们的出现仍然是可喜的，它们预示着表现知青生活的作品在失落与寻求、彷徨与自省之中将会进入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