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缺经济学》及其启示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短缺经济学》及其启示
张晓光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教授的《短缺经济学》，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论著。这部著作创造性地运用经济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以及微观经济学中的某些分析工具，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描述，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见解。这部著作自1980年出版以后，引起各国经济学界的重视。前不久，它的中文版又已同读者见面。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的今天，读一读这部著作，确实可以进一步开拓我们的改革思路。
科尔内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是从短缺现象入手的。他认为，制约某种体制的经济增长能力的主要因素，最能够深刻地反映这种体制运行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下，经济增长受需求约束；在未改革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受资源约束。对社会主义传统体制下的长期短缺现象，以往的经济学家一般都从供给方面去解释，把短缺归之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等自然因素。但是，这种看法与事实不符，因为短缺并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消失。正是这一事实，促使科尔内从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和解释短缺现象。
科尔内指出，他所分析的短缺不是由于供给不足，而是由于需求失控引起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深层的某些性质和特点，使得微观经济组织不能有效地节制自己的需求，因此造成社会产品和资源的全面持久的短缺。只要这种体制因素不改变，微观组织大量吸纳社会产品和资源的行为方式就不可能改变，从而无论供给怎么增长，都不能根本缓解短缺现象。科尔内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展开他的全部分析。
为揭示短缺原因，科尔内首先描述了微观经济组织，特别是企业在长期短缺条件下的行为方式。他认为，由于受到短缺压力，企业具有两种强烈的内在冲动：“数量冲动”和“扩张冲动”。它们试图通过增加产量和扩大生产能力来摆脱短缺造成的各种困难和紧张状态。在这两种内在冲动的驱使下，企业必然表现出不可遏制的“囤积倾向”和“投资饥渴”，即力图尽可能多地积存投入品和争取投资。这些行为方式交织在一起，使企业的需求不断膨胀，加剧了社会产品和资源的全面短缺。
但是，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企业需求是否膨胀，内在冲动是否强烈，“主要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从相反方向发挥作用的力量，使得生产企业的经理自愿地抑制投入需求和扩张冲动”。在这里，科尔内引入了“预算约束”这个概念。所谓预算约束，指的是企业用于需求方面的支出受到其财务收入的制约。预算约束的软硬或有效与否，与经济体制的性质和特点密切相关。这样，科尔内通过预算约束这个概念，就把微观经济组织的行为方式这个表层的现象与经济体制深层的特性联系在一起了。
科尔内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必须量入为出，否则就可能破产，因此，它的预算约束是硬的。但是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即使出现亏损，也无破产之虞，因此它的预算约束是软的。造成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度集中的传统管理体制本身。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企业财务收支状况只能作为一种核算关系而存在，不可能有效地约束决策者的行为。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不取决于自身经营的成果，而是自动地得到国家的保证。当企业出现亏损时，国家会给予各种形式的财务资助；当企业要发展时，国家会提供无偿的投资拨款。在国家与企业这种“父子般关系”下，在这种半货币化的数量调节过程中，企业的需求不可能得到有效约束，因此，社会产品与资源的长期短缺是难以避免的。
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出经济改革的具体建议，但是从他的分析思路来看，政策建议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既然短缺不是一个物质供给问题，那么单靠扩大产量是不能解决的。短缺也不是一种价格现象，企图通过调整比价或加强利润刺激使短缺得到克服，也是一种幻想。克服长期短缺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对传统管理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特别是割断国家与企业的那种温情脉脉的“父子关系”。这就意味着必须引进市场机制，使传统的半货币化的经济体制向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体制过渡。只有这样，才能逐渐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进而改变企业的现有行为方式，最终有效地控制社会需求，从根本上杜绝短缺现象和与之共生的种种弊端，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与和谐增长的轨道。
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所作的探索，特别是从微观行为约束条件上升到经济体制内在特性的逻辑思路，对我们研究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具有方法论意义。经济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通过改变体制结构和约束机制，达到调整和重塑微观主体行为，进而使整个经济运行趋于合理化的目的。这就要求把对现实运行机制的研究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种研究过去一直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科尔内在这方面所作的开拓性工作，对探索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为我们思考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但是，在联系中国实践时，必须注意科尔内模式据以建立的东欧国家与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幅员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我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我们不仅存在体制性短缺，而且还大量存在经济落后引起的短缺。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要比东欧国家复杂得多。
从广义上讲，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经历从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因此面临物质性短缺是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在于，不要使初期的物质性短缺转变为长期的体制性短缺。这就要求我们解决好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准确地把握体制改革的时机，及时完成体制转轨的任务。此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描述体制运行机制和设计改革方案时，会更多地遇到区域关系和多层控制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吸取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