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主旋律说起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从文学的主旋律说起
江曾培
最近看了一部描写改革的作品，激烈地跳动着生活的脉搏，艺术地反映着改革中的矛盾、斗争和趋势，闪烁着引人的时代色彩。我认为这种作品表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我所以这样说，是觉得文学的发展，既表现为愈来愈多样化，同时也表现为不断产生着洋溢时代精神的作品，作为它的脊梁和主调。主调如果没有多色调、多声调唱和，就会沦为单调；多声调、多色调设若缺乏主调支撑，也会失之杂乱。当前，有些远离现实生活的作品，和一些沉溺于个人低唱浅吟的作品，只要艺术上精致，思想内容上又没有大的问题，也应该允许存在，也是文学多样化浪潮中翻起的浪花，但它毕竟是文学的支流，而不能成为文学的主流。对这种支流捧得过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要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是以其主旋律为标志的。
不久前，我遇到一位作家，他说现在文学上有某种贵族化倾向，值得注意。他的话，拓宽了我的思路。时下某些（不是全部）远离时代、远离现实的作品，就其追求的意向来说，确有一种思想倾向存在。它们或者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只有文学自身才是文学的唯一目的”，因而文学离开现实与政治越远越好；或者认为文学是“自我表现”的载体，它不屑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客观生活，因而个人的主观意识越纯粹越好。结果呢？文学就成了“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这种“个人事业”，被封闭在作家个人及其周围的“知音”、“沙龙”等小圈子之中，用以自我服务，这与列宁指出的那种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为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上等人”服务，虽有所不同，但就其不热心为广大人民服务这点来说，则是相通的。而文学一旦有了这种脱离人民、疏远人民以至背弃人民的孤芳自赏倾向，不就是一种“贵族化倾向”吗？对此，文学大师们都是大摇其头的。高尔基说：“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鲁迅则说：“文学是战斗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巴金强调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的光荣和崇高的职责，是要创作好作品，帮助人，鼓舞人前进，激发人们身上美好的东西。”因此，在文学的园地里，可以允许一些“淡化时代”以至“不食人间烟火”之作的存在，但在创作思想上，却不能任那种远离时代、远离人民的“贵族化倾向”自由发展。从整体上说，社会主义文学的根一定要深深扎在现实之中，扎在人民之中，让文学成为我们“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社会主义作家决不能只是以文学自娱，追求一己灵魂的宣泄与满足，而应该真正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样说，也许还失之笼统。有同志会说，过去在“左”的影响和制约下，文学过于“急功好利”，直接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以致文学的天地极为偏窄、狭小。让文学冲破这一牢笼，还文学为文学自身，是新时期文学得以恢复、发展、繁荣的一条重要经验。对此，我以为然。但是，列宁早就指出，真理向前走出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也会变成谬误。反对“急功好利”是对的，但把文学的目的性也反掉，则是错误的。反对文学直接地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对的；但由此滑向了非政治化非现实化的倾向，则是错的。文学作品并不是离开政治与现实越远越好，相反，古今中外的优秀之作，都是热烈拥抱现实的结果。恩格斯论述文艺复兴时的“巨人”说：“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此后，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伏尔泰、卢梭、歌德、席勒等，以及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也都是“几乎全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用不同的方式与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或政治斗争相联系，从而使他们的作品焕发出各自时代的光彩。我国新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的作品，也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任务相联系着的。新时期以来许多有影响之作，都密切关联着拨乱反正与推进四化建设这些人民群众所热切关心的现实斗争和政治生活的。因此，文学贴近现实，关注政治，只要处理恰当，非但不会降低作品的文学价值，相反，它正是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根据。近年来，有些作家努力于文学上的探索与创新，这是好的。实践证明，有探索，有创新，文学才能更好地发展、前进。但是，这种探索与创新，应该是从现实的生活土壤中去汲取情思。背对现实，远离生活，闭门思“新”，或只是模仿一些外国作品去翻“新”，不仅出不了社会主义之“新”，而且会冒出“旧”，不过这种“旧”挂着“新”招牌而已。文学上的探索、创新，包括艺术技巧、形式的探索、创新，都是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的。
至于“自我表现”说，它的偏颇，当然不错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了“我”。由于作品是作家创作的，作品中的生活是作家按照自己的美学思想重新安排的生活，作品中总是有“我”存在的。而且，愈是优秀的作品，愈是鲜明地打着“我”的印记。“无我之境”不会是好作品。问题是，“我”不能脱离生活，脱离人民；自己的“小我”要与社会的“大我”联在一起。高尔基说得好，作家“不要把自己集中在自己身上，而要把全世界集中在自己身上。”“自我表现”说的偏颇在于热衷于孤立地表现作家一己的心灵，而没有把这一心灵作为世界的回音壁。这样表露出来的“我”的感情、意识，往往是偏狭的、浅薄的、病态的，与生活的潮流、与人民的愿望，是不合拍的。因此，这样的个人主观意识越纯粹越强烈，不是“越好”，而是越孬。
综如上述，我以为，文学创作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为自己、为“圈子”服务；坚持面向现实，而不是背对现实；坚持主客观的统一，而不是主客观分裂；那么，就不仅可以防止与克服“贵族化倾向”，而且会大大加强它的主旋律。由于作为主旋律灵魂的时代精神，可以而且应该多题材、多角度、多形式、多手法地加以体现，因而主旋律本身的表现就不是单一的、单调的。主旋律和多样化在这里是统一的。有些作品同是描绘改革的，都属于文学的主旋律，但它们风采各异，又呈现多样化之势。那些游离主旋律的一意沉迷于个人低唱浅吟之作，过度沉醉于远古荒原、神异传说之作，以及专心沉溺于渲染性意识、潜意识之作，有一点也可以，但不要以为体现文学的多样化，主要就是发展它们。多发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发展那种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走向自我、走向“沙龙”的“贵族化倾向”，就会干扰文学的主旋律。对此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