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社会性与审美价值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社会性与审美价值
金健人
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重大特点之一，就是作家、评论家的创新意识，而这创新意识的实现，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家、评论家的思维方式的更新。这其中，所谓逆向思维方式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的重要基因。即凡事从相反方向去理解与思考，往往具体表现为对传统、权威、既定法则和普遍认识的怀疑与否定。它的长处是永不知足、不断进取、时时更新，从总体上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它的短处是排斥异己、易走极端、矫枉过正、画地为牢、缺乏辩证性，给新时期文学的创新意识带来了局限，并已经在影响着新时期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不是以辩证意识，而仅以否定意识来创新，往往会使创新停留在以一种同一层次上的片面来替代另一种片面的境地。如对情节剧、情节电影、情节小说的否定，使情节淡化成为时髦；对传统的否定，使现代派成为时髦；对照搬现代派的否定，又使民族“寻根”成为时髦；对“文学干预生活”的否定，使“淡化现实”的空灵飘逸成为时髦；而对空灵飘逸的否定，又使纪实成为时髦，等等。
由此来看1986年的文学创作，暴露出同一层次否定的缺陷。较严重地表现为不少作家从反映对象中剔除社会性因素，对社会性的集中体现——政治更是不屑一顾。因谁都明白，面对中国的现实，文学向生活全方位开放，其中也必然包容着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当然，不是要求作家都去写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更不是要求作家去为政治功利目的而写作，而是应该正视政治在过去和现在对中国人的灵魂和生活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在艺术趣味方面，则表现为把作品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割裂开来，甚至于有人要把认识价值从审美价值中剔除出去，造成了一种带普遍性的错觉，似乎一部作品的社会性愈强则审美价值愈低；反之，一部作品的社会性愈弱则审美价值则愈高。究其原因，突出于对认识价值的狭隘理解，以为认识价值就是社会、政治价值的代换语，以至于认为作品中的社会性被剔除得愈干净则意味着文学愈“纯”，愈复归“本体”，作家对生活的反映面自我限制得愈狭小，则愈被赞誉为是寻找到了“自己”。实际上，文学的审美价值根本无法脱离认识价值。它们的区别在于从不同侧面适应着人的不同需求，但它们都得面对四大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文学，基本上以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反映圈，很少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的关系更是禁区。新时期文学把笔触扩展到自然和心理，当然给人以异常新鲜的审美感受，使读者所得印象特别强烈，但并不能以此否定文学的认识价值，因为这类作品，仍可为人提供着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认识价值。并且，这种认识价值不是在妨碍着作品的审美价值，而是审美价值的必不可少的存在基础。所以，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无法抹煞的事实是：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既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又有很高的认识价值的。
造成这种种偏颇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创作界和评论界的不少人将“新”混同于“深”。一种以新奇为深刻的误解一旦成为文学发展的内驱力，文坛就很容易为表面上的、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所迷惑，很难甘于寂寞作深入的探寻。在人家那儿是酝酿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出现的新思潮、新方法、新形式，在当今中国文坛是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就显得过时，究其实却不过剥来了一层皮，没能深入社会生活的骨髓，无法与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现实矛盾血肉相联。作家们的这种艺术探索上的浅尝辄止与频频转移，很大程度上又与评论家们的推波助澜难以分拆。作家们要创新，评论家们也要创新，任何一种前所未有的崭露头角都可以成为评论家新理论的催化剂，这种新理论又可以反转来把作家推到一个先前并未打算要去的地方去。这种创作与评论的火仗风势、风借火威，似乎不把一种新的实验推到极端誓不回头，可又由于创新热点的频频转移，使得创作领域和评论领域都留下了不少半成品等待进一步的加工与完善。
思维方式的偏执无可避免地影响着思维视野的开阔。在一片“寻找自己”的现代呼声中，不少作家确实找到了自己独有的视角与声音，但如果把这种“寻找自己”仅仅归结为一段无人体味过的感受，一块无人染指过的题材，一套无人使用过的技法，一种无人驾驭过的形式，那只是皮相之见，只能被框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打转转，而且很快就会自觉到源泉的日益枯竭。所以，那种种写地域、写民俗、写文化、写意念、写印象、写虚幻、写系列等等，都不能当作真正寻找到“自己”，而只能当作是寻找到了实现“自己”的手段，如果把它们看作目的，那无异于画地为牢，最终是自我封闭。当然，限制可以强化某种文体的特点，也可以强化一个人的特点，但对于一个气盈天地、吐纳江海的雄才大略，过分的自我限制，失去的只会比得到的更多。因此，所谓“寻找自己”，最根本的应该是寻找到自己对于现实人生的独特体验与领悟，只有基于一种对整个人生的深刻的哲学理解，才能使寻找到的自己真正透出崭新的创造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