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欢迎国际文学家、艺术家的盛会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欢迎国际文学家、艺术家的盛会
朱树兰
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举行了一个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亚洲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的盛大的国际文艺作家的聚会。这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欢迎应邀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的各国人民代表团中文艺作家的招待会。在这一个表明了国际、特别是亚洲各国文学艺术家广泛团结的盛会上，新中国的文艺作家和来自友邦的文艺作家，在充满着友好的气氛里进行了亲切的会晤和热诚的谈话。这个聚会里的作家，有的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有的来自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有的来自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朝鲜、越南，有的来自与新中国建立了友好邦交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尼。这些作家，他们不但从事着相同的工作——文学艺术的工作，而且还有
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保卫世界和平。他们不但用“小说家”、“诗人”，……这样的称号来介绍自己，他们更骄傲地告诉大家“我是保卫和平的战士”。这个光荣的称号标志了作家们为人民、为和平事业服务的特征。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茅盾，在会上首先向与会的作家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说：“这是我们中国作家和各位代表的第一次见面，我们的招待会虽然形式简单，但彼此之间的感情是深厚的。各位不但是文艺作家，也是和平的战士，新中国作家都是为保卫和平而努力的。”他指出这个聚会的空前重大的意义。最后，他祝贺作家们在文学艺术事业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获得更大的成就。
作家们在热诚的欢欣的气氛里，以亲切的、生动的口吻作了自我介绍，他们向中国人民致敬，他们为中国作家的幸福而祝贺。苏联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首先代表苏联音乐家向中国及全世界为和平奋斗的音乐家致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雅科夫列夫表示回国以后将努力宣扬新中国两年来的伟大成就，以及他在此所见到的世界各国作家们的友谊。和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友谊。波兰作家耶齐·普特拉曼特是作家协会秘书长，也是波兰和平委员会的副主席。古丝妲·伏契科娃是捷克人民英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作者尤利斯·伏契克的夫人。她说：“我是尤利斯·伏契克著作的编辑人。尤利斯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学习了苏联人民和苏联作家，所以他才能对法西斯作宁死不屈的战斗。”德国雕刻家古斯特夫·赛兹代表德国文化民主复兴联盟向中国文艺作家致敬。写过一部反法西斯名著的‘第七个绞架’及其它许多小说的女作家安娜·西格斯为她能到中国来而表示高兴。匈牙利作家协会秘书长拉约士·孔尼亚热情地说，他要用人民的语言，以国际主义的精神写一本诗集，贡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十月四日在北京渡过七十五岁寿辰的保加利亚作家季米特尔·波梁诺夫兴奋地说他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不但见到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而且看到了中国的解放。这次他更见到了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他在二十多年前曾经写过一首歌颂孙中山的诗，这回又写了一个题名为“我看到了毛主席”的诗篇。站在反帝斗争最前线的朝鲜文艺作家李泰俊起立发言时，博得了会场全体的热烈鼓掌。他胸前的二级国旗勋章在人们的眼前闪耀着。他说他要向获得胜利的苏联和中国学习。越南文化协会代表阮春水是越南新闻记者会会长，也是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全印进步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印度著名进步小说家安纳德说：“我是和平战士。”缅甸作家德钦哥都迈表示：能和全世界的作家见面感到十分高兴。他说，他回国以后要写一篇访问中国的诗。印尼作家塔勃兰尼和巴里昂都表示了要向中国学习的愿望。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巴基斯坦的伊布拉希姆·杰利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团员罗伯特·哈福曼等。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古代的文化艺术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扬同志在他所作的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报告中，首先指出：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产生了像屈原那样伟大的诗人，他的辉煌的诗篇“离骚”是中国文学的宝贵的遗产之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破天荒第一次的文学革命。反对了多少年传下来，已经僵化的文言，提倡了与口语比较接近的新鲜的白话，反对了封建旧思想，提倡了民主的和科学的新思想。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卓越的代表，他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是奠定新文学的最坚实的基石。五四以来，中国的优秀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而郭沫若、茅盾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人物。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但比之更伟大、更深刻的第二次文学革命。毛主席提出了文艺创造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正确地认识工农兵，正确地表现工农兵，这就需要作家不但要熟悉工农兵，并且要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一片。因此，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就必须经过一番思想改造。这个改造是长期的，甚至要经过痛苦过程的，但这种改造却是必要的，有益的。从一九四二年到现在，由于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新中国的文艺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成就。他指出：由于作家们深入到各种群众的斗争中去，才在群众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因此才能产生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最近出版的柳青的“铜墙铁壁”等这样描写农村斗争的小说，以及“红旗歌”、“原动力”这样描写工业生产的作品。我们的作家，由于在部队中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产生了许多描写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作品，如刘白羽的小说“火光在前”，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和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在诗歌方面，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和艾青的描写农业劳动英雄的诗歌。所有这些作品，都毫无例外地是作家亲身参加了群众实际斗争的产物。此外，并特别介绍了工农出身的“活人塘”和“平原烈火”的作者陈登科和徐光耀的小说。周扬同志说明，我们的新文艺继承了民族文艺的优秀传统，并继续发扬光大。我们尊重自己丰富的文艺遗产，但是并不盲目崇拜它。我们仍然要学习外国的优秀的和进步的文艺，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文艺，更是给予了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教育。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就指出了：“文学艺术中对于死人与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模仿与替代，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与艺术教条主义……”，因此，我们在文艺工作上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我们反对盲目的崇拜资本主义西方，这就是说，我们要反对今天全世界进步人民所一致反对的世界主义。同时也反对盲目的崇拜国粹，这就是说，我们要反对反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这样就保证了新文艺永远保持前进的、战斗的性质和无限的生命力。最后，他指出：新文艺的群众性的特点表现在广大的工农兵都参加到文艺活动中来。作家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单为自己个人的利益和兴趣而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写作已成为对国家和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当一个作家写了错误的作品时，即使文艺批评家不进行批评，广大的群众也要提出批评的。广大群众由于物质生活的改善，政治觉悟的提高，以及新的文化生活的影响，他们对文艺是十分重视和爱护的，同时对文艺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文艺作家必须回答他们的问题，满足他们的要求，创造无愧于伟大祖国和人民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更高的作品。他诚挚地表示中国作家愿与世界各国作家共同勉励，来为文艺创造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而作更大的努力。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丁玲生动地谈了中国作家的生活体验和创作情况，指出一个作家只要深入群众，就能得到群众的欢迎，也能写出为群众所喜爱的作品。中国作家在广大群众和政府的关心之下，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她介绍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等培养青年作家的办法和经验。这一个国际文艺作家的聚会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在友好、欢愉的情绪中结束。下午并分别举行了三个小型的座谈会，就各国文艺作家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的共同任务以及有关文艺的许多专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