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陈原
智者·学派·艰辛开拓
在商务存在的前半期，它通过许多期刊同社会联系，并因此赢得了广大读者，团结和培养了大批学人。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前者发刊于1904年，后者在此六年后（1910）创办。《东方杂志》在三十年代初由胡愈之主编，革新版宣称“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胡愈之语），顿时吸引了时人的注目。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份本来可以对救国救民发生重大作用的刊物只“革新”了大半年，换了主编，它就不复如此吸引人了。《小说月报》的革新版（1921）由茅盾主持，延续了多年，它“记录了我们老一代文学家艰辛跋涉的足迹，也成为老一代文学家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吮吸滋养的园地”（茅盾语）。
从创业之日起，商务印书馆就得到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支持，它自然也寻求种种途径去争取他们的合作。尽管馆内外经常都有一股或多股习惯保守势力干扰，但是以张元济为首的一群先进的事业家和学术家，依循蔡元培在当时教育界和文化界倡导的学术自由思想，在编辑和出版工作中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头脑，贯彻学术自由的措施，使这家出版社在十分困难的时期没有向恶势力低头。如今当然可以带着几分惋惜责难说，在“国民革命”时期，它没有印行孙中山的书，在社会革命时期，它没有印行马恩列斯的书，甚至连《鲁迅全集》也没有可能列入它的出版计划，等等。这都是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证明这家出版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尽管如此，谁也不怀疑，正是这家出版社联系了多层次、多倾向、多学科和多学派的知识界人士，这些智者，都是在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远大目标下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历史甚至还证明，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商务同人中的先进分子总是挺身而出，站在运动的前列——人们都知道“五卅”运动孕育了商务同人支持和主办的《公理日报》，人们都认为大革命时期上海职工运动有一段是以商务职工会（在陈云和其他同志领导下）为核心的。难能可贵的是，在九十年风雨中，商务印书馆一直沿着爱国爱民、开发民智的大道前进，这不能不说也是难能可贵了。
开放·改革·迎接挑战
由于祖国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商务印书馆解放后在庞大的出版行列中挑起了出版词典工具书和编译外国社会科学著作的重担。老一辈革命家、海内外学人和读书界对它期望殷切，时有勉励之词，也有严格的责备；年青一代则不满足于它略带老气的“庄重”。也许勤奋的商务职工，此刻会感到迷惘，因为社会在前进，科学在前进，人民在前进，改革与开放的浪潮正在席卷全国，这家经历了九十春秋的出版机构，面临着多方面的严重挑战。
——开放和改革的挑战：
能不能得到足够的资金（包括贷款与利润）进行自我改造？有无可能得到爱国侨胞在物质上的支援？可不可以在某种程度实质上恢复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和北京京华印刷厂？能不能建立出版——印刷——发行综合体（“集团”）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需否改造自己的内部结构（例如加强生产部门即通常所谓“出版部”）来提高生产能力？能不能冲破目前低水平读者服务机构，来解决知识界、读者界的“老大难”（买书难）的问题？等等。
——出书竞争的挑战：
能不能在自己负担的任务范围内每年都有适应读书界需要或引导读书界去研讨的新品种？能不能把出书质量（编辑、校对、装帧）放在第一位，保持出版界最严谨的作风？能不能在继续发挥老一辈学人的积极性的同时，继续培养和支持更多有真才实学的后起之秀？能不能打破出书的“关系网”去追求理想的选题和人才？能不能及时广泛取得海内外出版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能否大胆放手、严格要求地培养出一代新人——新的编辑、新的出版“专家”？
——现代化的挑战：
是满足于现在自己的出版、管理、编校工作的落后状态，“原始”状态，还是采取措施，装备现代化的器材，实行办公室自动化（包括编辑加工，资料检索，屏幕校改，远距离激光照排等）？是满足于干部的知识老化，还是采取手段实现干部的知识更新？是满足于“三亩地一头牛”的落后生产方式去管理这家大出版社，还是在系统工程的基础上实行现代化的技术改造？
面临着如许的挑战，我想，所有有事业心的勤奋的商务职工，所有关心这家老出版社的海内外人士，都愿意严肃地想一想，想想这个曾经在过去九十年中为祖国文化事业有过贡献的老出版社，该怎么办才能永葆青春，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奉献？
九十年过去了。在生命的跑道上是没有终点的。海内外读书界无不祝愿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出版机关，将在本世纪末迎接一百周年时到达新的地平线。
抚今追昔，掩卷沉思；展望未来，信笔抒怀如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