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
周溯源
“全盘西化”论不是一个新观念，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在中国思想界流传。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就是这一“高论”的始作俑者。
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因袭“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对西方文化采取坚决排斥的态度，可谓顽固派。第二种是迫于形势对西方文化采取有限度地容纳的态度，可谓折衷派。第三种则主张不预设任何人为的限制，尽力实行“西化”，这就是“西化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成为“西化派”的头面人物。1929年，他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在这篇英文稿里，他同时使用了两个词来表达他的西化主张。一个词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一个词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那部年鉴出版后，社会学者潘光旦教授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 Weekly）上发表一篇书评，指出胡适那篇文章中用的两个词意义不一样，前一个词可译作“全盘西化”，后一个词可译作“全力现代化”或“充分现代化”。他还表示，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赞成“全盘西化”。自此，中文词汇里便出现了一个新词“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就开始流传起来。
胡适始作俑后，有人就接过这个口号来大肆宣扬。社会学者陈序经教授写了一本书，名曰《中国文化的出路》（1932年写成），他在书中大讲在中国“全盘西化”的理由：“①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②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1935年3月17日，胡适在他所主持的《独立评论》第142期上发表《编辑后记》，公开声明他“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张佛泉教授则把“全盘西化”变成“从根上西化”来宣扬。他说：“我们四万万人如想继续在这世上生存，便非西化不可，而欲求西化，则只有从根上西化才足以生效！…… 近几十年的教训是，我们最聪明的办法，唯有诚意地，老实地，爽快地，不忸忸怩怩地从根上西化。”（《西化问题之批判》，1935年4月1日）
“全盘西化”的主张不但荒谬，而且它本身也说不通。所以它一出笼，就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和指责。胡适后来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一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哪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盘’了”。于是他灵机一动，不提“全盘西化”，而改提“充分世界化”。胡适认为这样一改动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第二，
“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第三，可以避免“全盘西化”所遇到的严格的数量上的困难。（《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1935年6月22日）
尽管胡适作了这番解释，然而“充分世界化”的提法又何尝说得通？！什么叫“世界化”？是指世界统一的文化吗？那么它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遥远的将来也很难出现世界统一的文化。又怎样叫做“充分”呢？这里仍旧有数量上的困难问题，是一个连胡适自己也难以说得明确的概念。因此，“充分世界化”同“全盘西化”一样，够不上一种有充分根据的学理上的主张，而只是一种空洞的口号，二者的实质是一样的。
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全盘西化”的路更是走不通，这已为历史所证明，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一点。时至八十年代的今天，正当中国人民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际，有人搬出“全盘西化”论，老调重弹，这实在没有什么新鲜与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