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主张“全盘西化”吗？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鲁迅主张“全盘西化”吗？
杨明
前些时候，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把鲁迅先生也拉扯出来，说什么鲁迅也主张“全盘西化”。
事实到底怎样？
鲁迅确实说过类似“不读中国书”的话。也骂过中医，也骂过中国的传统，而且还主张奉行“拿来主义”。但是，能否根据这些得出结论说鲁迅主张“全盘西化”呢？不能。
先谈读书问题。1925年2月，在回答《京报副刊》提出的“青年必读书”问题时，鲁迅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并且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鲁迅说得这么决绝，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产生一股逆流，提倡尊孔读经，整理国故，引导青年埋头于故书堆，以转移青年一代的视线，不要关心政治，这是当时一股反对革新的思潮。为了引导青年学子关心政治，关心国家、民族的存亡与前途，鲁迅提出“少看中国书”，以至“不看中国书”，提倡他们多注意现实，多读些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外国书，参与科学与民主的活动，完全是针对反革新思潮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留下沉重的精神负担，大量的封建主义糟粕窒息着民族的生机。多读古书，严重妨碍造就一代“思想革命”的战士。这就是鲁迅主张“少看中国书”的原因。
其实，对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还说过更为决绝的话，他说：
“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
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
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
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
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
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
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
集·忽然想到（六）》）。
从上面所引的最后一句话来看，似乎鲁迅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全面理解鲁迅的话，他的意思是说，革新、挽救民族危亡是第一要义，如果传统文化妨碍中华民族的前途，再好的也应舍弃，只有革新，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才可能保持我国的传统文化。空言保古，是保不了的。
可见，鲁迅主张“少看中国书”，甚至说“全都踏倒”《三坟》、《五典》、宋元善本，是因为他认清了当时我国面临的是民族存亡与发展的大问题，读中国书，保存传统文化，比起这个则是枝节问题。因此，不能由此得出鲁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结论。不信，我们观察一下鲁迅的实际生活。
鲁迅在他三十多年的著述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搜集、研究金石拓本，特别是汉代画像及六朝造像上，在辑录校注古书上花的时间更多。他辑录校辑三国谢承的《后汉书》、晋谢沈的《后汉书》，编辑了《唐宋传奇集》（其中有些是从其他书中录出的）。单是校勘《嵇康集》，前后竟达11年（从1913年10月到1924年6月）之久。1931年又重校一次，并先后作《〈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鲁迅对嵇康等的魏晋文章，对《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等反映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极为推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他的长子许世瑛四岁时（1914年），请鲁迅当他的启蒙老师。1930年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不久，转入中国文学系学习，鲁迅给他开了一张书单，包括《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名人年谱》、《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世说新语》、《唐摭言》、《论衡》等12部古书。
无论是从鲁迅的著述生活，还是从他指导青年学习的主张来看，都不能得出鲁迅主张根本不读中国书的结论。
对中医、中药，鲁迅确实说过很难听的话。从《父亲的病》一文，可以看到他对中医、中药的厌恶与反感，这也是他后来学医的原因之一。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这当然可以说是“臭骂一顿”，但却不是鲁迅先生对中医、中药最后的、全面的认识。10年后，鲁迅在读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后，认为“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鲁迅进而指出，“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南腔北调集·经验》）。确实，在传统的中国医学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父亲的病，不幸遇上庸医，是一种反应；《本草纲目》蕴藏着无数精华，又是一种反应，两方面结合才是鲁迅的中医中药观。无须讳言，鲁迅对中医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但决不能用“全盘否定”来概括。
谈鲁迅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不能不提到他那篇著名的杂文《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往往被认为凡是外来的照单全收，其实这是望文生义的误解。在文章中，鲁迅严格区分“抛来”、“抛给”、“送来”与“拿来”的不同。“抛来”、“抛给”、“送来”，是被动的；而“拿来”，则是主动的，“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里面就有选择，要吸取养料，舍弃糟粕，为我所用。“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见《且介亭杂文》）拿来，是有分析的拿来。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拿来主义”并非专门对待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要采取这一方针。《拿来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提到对待“国粹”也应这样。因而，“拿来主义”决不是“全盘西化”。
鲁迅痛感封建文化对中国人民的窒息，积极提倡学习外国，吸取世界文明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然而，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十分重视历史的继承性，他说：“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认为，传统文化有两重作用：“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且介亭杂文二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在谈到木刻艺术发展的途径时，他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这里，再明白不过了：无论是西方的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借鉴、继承都要经过选择，标准是有益的，有利于新文化发展的。在鲁迅那里，不存在什么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不存在着什么“全盘西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