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黎寨，滇西竹楼，密林中，冰山上，在夜夜亮着的灯下……有一群钻研特殊学问的女性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海南黎寨，滇西竹楼，密林中，冰山上，在夜夜亮着的灯下……
有一群钻研特殊学问的女性
本报记者　孟晓云
你可知道，在民族学、民族历史、民族语言的科研天地中，有一群女同志30年如一日，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56位女性，是随着祖国兴旺、各民族繁荣而成长起来的一群知识妇女。自1956年始，国家陆续组织数千人的考察队伍，奔赴全国16个省区，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多学科考察。这些女同志，有的告别了新婚的丈夫，有的告别了双目失明的老母，有的背着几个月的孩子，和男同志一道加入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壮族姑娘郑贻清便是其中之一。她在中央民族学院学的是壮文，但却被派去海南岛创造黎族文字。她二话没说就去了，一去就是三年。重新学习一种语言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最为艰难的是在那里“坐月子”。
郑贻清和考察队的一个小伙子相爱了，两床被子搬在一起算是结婚。那时候没有“家”的概念，考察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或许在谷仓里，或许就在椰林中。腹中孕育着小生命，她也不曾掉过队，逢山过山，逢水过水。正是经济困难时期，拿到孩子的出生证，只能领到四斤黑豆，外加一斤半棉籽油。郑贻清借了一只炭炉，凭着四斤黑豆坐了一个月子。
比起进藏的汉族女同胞，郑贻清认为这点苦算不得什么。北京姑娘陆莲蒂考进民族学院，藏、维、苗、壮这四种语言任挑选，她毫不犹豫地选学了藏文。道理很简单——那里生活最艰苦。也许现在，有人觉得她太傻，但是五十年代的青年，却真正把艰苦看作一种光荣、一种追求、一种向往。
那是1958年，从格尔木到拉萨，陆莲蒂搭乘一辆装煤油桶的解放牌卡车，盘腿坐在煤油桶上，直不起腰来，整整颠了七天。头痛，呕吐，鼻子流血，陆莲蒂挺过来了，但仿佛生了一场大病。
她一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要算只身穿过原始大森林了。那是1959年第二次进藏进行民族经济状况的调查，陆莲蒂和一位男同志一起从拉萨出发，去藏东的林芝。途中，要翻过一座雪山，还要穿过一片原始森林。她刚学会骑马，又有了身孕。在她下马解手的工夫，那位男同志策马走远，不见踪影了。一个女人，在原始森林里穿行，头上浓密的树影遮天盖地，飞禽走兽的各种怪叫声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令人毛骨悚然。为了给自己壮胆，陆莲蒂和恐惧搏斗，大声唱着，走出了可能葬身的死亡地带。
二
她们是女人，是妻子，是母亲，又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历史的研究人员。唯其如此，她们才备尝特殊的艰辛。她们没有现成的资料和参考书，为了调查一个民族的姓氏或婚姻状况，或许要走访数百个村寨，但成果可能并不为人所知。
为了进行民族识别工作，陈乃文和张国英分别在自己47岁、43岁时，勇敢地翻越了喜马拉雅山。那正是冰天雪地的季节，海拔高达4500至5000米，没有交通工具，到处是大石头，不能骑马，只好步行。进山，她们走了3天，出山走了6天。夜晚，升起一堆篝火，把雪水烧化了煮茶，吃一点炒面或糌粑，然后和衣而卧，露宿在风天野地里。同路的藏民很感新奇，因为这条路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汉民，何况还是女汉民！到了目的地，她们白天到藏民家调查，晚上挤在一个小木屋里，没有柴烧，冻得发抖，就喝白酒御寒。进藏一年，营养不良，体力消耗过大，两个人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体重掉了二三十斤。
是的，这些伟大女性奋斗不止的意义，决不在于如何克服困难，而在于她们不为名利所驱，宁愿做一颗小小的铺路石，使民族科学在她们的脚下得以延伸。足迹踏遍阿佤山、布朗山和德昂村寨的颜其香，就是这样一颗铺路石。
在别人看来，学语言十分枯燥，而颜其香却能从元音的长短、松紧，辅音的清浊，声调的高低中找到佤语、布朗语和德昂语密切的亲属关系。一个一个村寨地走访，一个词汇一个词汇地积累，一句话一句话地研究对比，她在寻找孟高棉语族在国内的几种语言规律，以及在寻找这些语言的源头的创造性劳动中，感受到一种无比的欢愉。别小看那一张张记载着词汇、语法的卡片，那一页一页有音标符号的稿纸，颜其香发现，它们可以建筑起一座语言的宫殿！
三
民研所的女性，不仅有甘当铺路石的精神，在理论上也是有足够勇气的。
人们只知道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的土著居民中保留着母系氏族制，殊不知生活在我国西南川、滇间的泸沽湖畔的纳西族（摩梭人）中，也保留着许多母系氏族的遗迹。这一信息，对女民族学家——副研究员严汝娴充满了诱惑。要整个人类原始历史再现，是不可能了。但是，透过原始社会的残存来考察人类的昨天和前天，这是民族学家求之不得的事情。
严汝娴24年前就与几个同行到永宁纳西族“女儿国”中考察过。这里的人长得高大俊秀，待人接物洒脱大方，至今还采取女方居住的走访婚形式。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保留着古朴的民风民俗。
严汝娴和同行仿佛回到了古代，吃稗子饭、糌粑面，白天到群众中去调查，夜晚以木板当桌椅。那近50万字的资料，就是在闪烁的小油灯下整理出来的。当时，他们每人每天只享受1角钱的出差补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过的是最低级的生活，干的是高级的劳动。对于一个民族学家来说，还有什么比捕捉到尚未深入探索和发掘过的新例证更富魅力呢？
现在，新的例证终于发现了！永宁纳西族的母系亲族，堪称早期母系氏族的缩影。它既是母系血缘组织，又是生产、生活单位，是母系氏族不断分裂的遗迹。由于该族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亲族日益小型化，其规模只相当于一个大家庭，但它的人员构成仍然继承了母系氏族的结构特征：由一个始祖母的女系后裔组成，不包括男女成员的配偶。这种亲族的生产和生活、世系和财产的承继、儿童的教育、死者的安葬等，无不留下母系氏族的遗俗。
在研究过程中，严汝娴总有一种冲动，因为她每前进一步，都在接近真理。她有足够的理论上的勇气。氏族是怎么向家庭演变的，这二者的关系如何，前人并没有做出回答；普那路亚家庭形态是否在氏族之前产生，这是世界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对此，我们中国学者难道不应该领先做出回答么？严汝娴根据纳西族的调查资料，并汲取国外学术界对夏威夷土著居民调查研究的结果，大胆地否定了一种传统的观点——普那路亚家庭不是氏族的源，而是母系氏族瓦解后的产物，具有母系制向夫权制过渡的特色。
严汝娴在女同行中是佼佼者，也是幸运儿。她与宋兆麟合著的一部《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受到高度的评价。她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被评为1986年的优秀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