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危机”和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刍议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史学危机”和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刍议
乔还田
近年来，史学界有不少“史学危机”的议论，与此相联系的是疾呼采用国外流行的研究方法。究竟历史学向哪个方向发展，怎样迎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如何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这是摆在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严峻问题。但是，我国史学是否真的发生了“危机”？是否只有采用国外流行的研究方法才能消除“危机”？这是一个涉及史学兴革的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
首先须弄清：议论中的“史学危机”究竟指什么。迹象之一，是说研究范围狭窄，课题陈旧，不少论著是“炒冷饭”，缺乏创新。拿《中国通史》来说，迄今虽已出版了数十部，但有个性、有特色的筛选不出几部；在框架结构、观点和材料引用上，多是眼睛鼻子差不多，互相雷同。尤其是框架结构，不外是三大块，即历史背景、政治和经济概况、科学技术文化。中国近代史的编著同样离不开按图索骥，几乎所有的书都“就范”于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模式。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多是30年一贯制，象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都是几十年前就已提出的题目，而今仍在激烈地争论着。
与研究课题陈旧紧密相关的，是说多数课题和时代隔膜，历史学的作用没有象民主革命时期那样显著，不能回答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这一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以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为例，这在史学界内部看来是“显学”，而在社会上却几乎未引起任何反映。社会的“冷遇”还集中反映在“三难”上：即史学论文发表难，史学专著出版难，已出版的史学著作销售难。
从研究课题陈旧，且与时代隔膜的迹象看，目前的史学研究的确存在着不少弊端，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少学者在深入探讨老问题的同时，早已设法补偏救弊，着意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诸如，以往的研究只局限于政治史，而今已逐渐转向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已成为不少学者感兴趣的热门课题了。人物研究也有新的起色。以往考察人物只注重其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而今已能看到个性、气质、品质的影响。象近期出版的《雍正传》、《唐太宗传》等书，在读者中引起了良好的反映，有的甚至刚一出版即告售罄，不得不进行重印。居住、饮食、衣着是一种记录工具，它们以特殊的方式记述了经济生活的全部变动情况，着眼于先人这方面的生活状况，有助于理解以往各种社会关系乃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演变过程，现在也有一部分学者把研究视线触及到这些领域来了。
至于研究课题与时代有隔膜感，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认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历史科学的特点是追溯既往，通过对以往历史的潜心研究，揭示出一些带有规律性或特殊性的东西，使得对认识现状、了解国情、把握未来能有所启示，有所借鉴。但一般说来，其功用并不象经济学那样直接影响到现行政策和国计民生。因此，历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虽必不可少，但其社会作用决不能过分夸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目的地研究历史。人们总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而去研究历史的。学术变迁史一再说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时代变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和重点也应随之演变和发展。否则，一味抱住过去不放，不去迎接时代的挑战，不根据时代的需要适当调整研究的课题，那么，史学就真的成了于世无补的佛门经卷和于实无用的书斋摆设。事实上，这些年，我们的史学研究在为现实服务方面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还是以间接的方式补益于现实社会的。比如，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的批判，不是可以使我们对今天中国残存的封建家长制、宗法制、平均主义有清醒和深入的认识吗？又如，对外开放是当前改革中具有全局性的方针，有的学者从文化史角度论证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独立发展数千年，正在于它乐于接受并善于消化外来文化成果——这种历史的反思，不也有助于人们加深理解当前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深远意义么？还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学者这几年致力于爱国主义教育，发挥史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特殊的、重要的作用，使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成为立国的思想支柱。凡此种种，说明近年的史学研究课题并不完全与时代隔膜。
总之，笔者认为，避开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片面地谈什么“危机”，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当然，如果说“史学危机”也向我们敲起了警钟，那这一说法就有了积极的意义。说到底，“危机”感来自强烈的责任感。正是那些不满足现状，认为史学已发生“危机”的论者，提出了种种兴革史学研究的建议和主张。
要使我国的历史科学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关键在于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和完整”，这是部分持“史学危机”论者的主张之一。诚然，史学界以往惯用的研究方法多采用议论和复述的方式，其分析、观察问题的角度又是平面型和单线型的，尤其是实证性的研究法，诸如考证法、训诂法、校勘法、辨伪法等——似只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近年来在国外，历史计量研究法、结构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发展异常迅速，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相继被引进到历史研究中来，对于这些有利于从综合的、多层次的、多要素的、动态的宏观角度去考察历史的新方法，我们理应“拿来”，“洋为中用”。
在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是指导思想，是高层次的哲学思维方法，而国外流行的“三论”以及计量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和我们以往惯用的演绎归纳分析法等一样，是属于低层次的具体研究方法。因此，倡导引进新方法，并不意味着要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恰恰相反，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与新方法论是相通的。我们理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沟通新方法论的桥梁，用马克思主义对新方法论进行探讨，加以剖析，给予正确的评价，而切莫因为某些论者对传统史学方法的批评失之过苛，就对他们倡导的新方法断然加以排斥。
以国外盛行的比较研究“热”观之，这实在是一种简而易行的思维方法。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历史学家虽不能象物理学家那样运用观察自然的现象和实验的方法反复进行比较研究，但却可以挑选最充分、最准确的材料进行研究，把这一材料与其他材料加以比较，从而确定事物的异同和形成概念。实践表明，采用这种方法分析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相似的历史事件或制度，往往会提出一些新见解，乃至揭示出各个文化体系发展的某些共同特点。
马克思早就采用过这种易于看出异同且能增加“明显度”的研究方法。如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所有制形态中的原始社会时，比较了斯拉夫人的公社，墨西哥、秘鲁、古克里特和印度人的公社，作出了公社的特征是生产的集体形式的论断；与此同时，又指出共同的特点并不排除公社本身存在着的差异。恩格斯也曾用心考察和比较了希腊、罗马、德意志人氏族瓦解过程，对国家出现的三种主要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研究。
当然，把国外流行的研究方法视为一种新魔术或仙丹妙药，不加分辨、不加选择地一概接受，甚至以外国学术界的是非为是非，那也不是科学态度。如计量研究法是用推测统计等一系列数学方法来理解、透视历史事件。把历史研究的重点，从个人行为转移到状况的逻辑上，从叙述事件转移到解释事件的结构上，这当然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若将这种方法无限制扩大，以至滥用，那就势必导致出现平庸、荒唐的研究成果。象法国的社会史学者利用电子计算机对法国19世纪的新兵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最后仅仅得出法国南方人矮、北方人高的啼笑皆非的结论便是一例。美国的一批新经济史学家，用数量方法研究美国南部奴隶制经济时，竟也得出了美国当年南方的奴隶要比北方的工人生活条件好等结论。显然，缺乏阶级观点的数量方法，有可能使数量方法变成以精确科学性为幌子而为剥削制度的永恒存在作辩护。
在议论中，一些同志曾提出：我们并不反对引进国外的研究方法，问题是，乐于此道者理应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结合一些具体课题进行研究，拿出成果来给我们看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诘难”是有道理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既然认定采用国外的研究方法能给史学界带来清风和活力，那么，倡导者切莫过多纠缠于应该不应该采取外来的方法，并试图先建立一种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希冀在一夜之间就会出现爆炸性的突破，乃至使整个史学界都就范于这一模式。这是不可能的。要消除一部分人的“逆反心理”，要革新史学的内容和形式，行之有效的办法不外是：在积极倡导借鉴国外研究方法的同时，应着力于实践，扎扎实实地研究一些具体问题，用实例来说明和推广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