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入黔“黔军”动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以四川人为主的大批外地劳力近几年大举进入贵州，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人对此心安理得。有心人的调查结果表明，每年有五亿多元钱被外地劳力赚走，有两亿多公斤粮食被外地劳力吃掉。贵州人受到了震动，于是出现了动人的一幕——
“川军”入黔“黔军”动
新华社记者　周晓农　于有海
在贵州省城乡，外地劳动力入境引起了震动。因为入境的外地劳动力中绝大部分是四川农民，人们也就有了一个风趣的说法：“川军”入黔，“黔军”应战。
1984年起“川军”大量入黔，估计有50万之众。他们活跃在贵州的城乡，从建筑施工、货物搬运到废品回收、修理服务，什么事情都干。这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活力，也方便了居民生活。诸如搬家具、修皮鞋、倒垃圾一类以前当地人不愿动手的活儿，只要喊声“‘川军’来”，大都会给干得又快又好。在很长一段时间，贵州人对此心安理得，有些人还流露出对四川来的这些劳力鄙视的情绪：为着赚几个钱，“川军”什么脏活、累活、重活都肯干，没有出息。
可是到了1985年底、1986年初，一些有心人调查的材料使贵州人受到了震动。邻近贵阳市的一个贫困县，国家每年要给1000多万公斤粮食、几十万元救济款扶贫，但在那里搞劳务的上万名“川军”，一年就消费200多万公斤粮食，带走的钱达1000多万元。全贵州的情形更为突出：国家每年给这个贫穷省的8亿多元定额财政补贴和9亿公斤左右粮食中，大约有5亿多元钱、2亿多公斤粮让入黔的“川军”赚走了，吃掉了。经济落后的贵州，农民脱贫致富的门路本来就少，为什么把这些门路让给外省人？
刹时间，“肥水不能外流”、“把‘川军’赶出贵州”的呼声四起。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这不符合中央关于可以向异地输出劳务的规定，而且当地的某些劳务又离不开“川军”；大家的注意力随之转移到自己身上：“川军”入黔占领了那么多劳务阵地，“黔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一场“川军入了黔，黔军怎么办”的讨论开展起来了。
“川军”入黔后“黔军”迟迟不“应战”的原因，人们比较集中的看法有两点：一是贵州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几年来在改革开放中虽有进步，但干部、群众的商品经济意识比四川人淡薄，不少农民还存在着“宁守一丘薄田，也不外出赚钱”等守旧思想，他们信息闭塞、技能不高也削弱了在劳务中与“川军”竞争的能力。二是因为各级干部对教育农民树立商品经济的观念重视不够，也没有象四川的干部那样做好劳务输出的组织领导工作。
1986年2月，省里主要负责同志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干部先行，艰苦工作，启发农民的商品经济思想，把“黔军”组织起来输出劳务，向“川军”学习，同“川军”竞争。
试点工作在贵阳市花溪区的马林乡刚起步，就遇到了麻烦。这个乡山高坡陡，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90元，温饱虽已解决，却有700多个剩余劳动力闲在家里无事干。乡里的干部好说歹说动员出80多个人到贵阳的工厂搞搬运，但左邻右舍直撇嘴，说这样“卖苦力丢人”，绝大部分闲劳力仍然呆在家里不肯出动。当然，这种局面没有僵持多久。几个月过去了，人们看到进厂搞搬运的80多个农民“阔了”，除吃穿用不算，一人一月还能带回40元左右的钱。这一下山里人开了眼：凭输出劳务也能赚钱致富，比死守田地划算。今年开年，没等再动员，就有40多个农民自动到乡政府要求外出找活干。
贵州出名的穷县——沿河自治县，也有过类似情形。这个县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不到120元。农民们把自己的命运、荣辱与土地维系在一起，不愿离乡一步。当省里的扶贫工作队动员10余位闲在家里的姑娘到城里当保姆的消息传出后，全县舆论哗然。农民们不光觉得是一种叛逆行为，有些人还认为当保姆就是给人家当“丫头”，甚至指责扶贫工作队“拐骗妇女”。干部一遍一遍地宣传解释，但是很少有人听得进去。后来叫进城的姑娘写信介绍情况，人们还是将信将疑。直至今年春节姑娘们从城里放假回乡探亲的时候，农民们才看清了当保姆这种输出劳务的做法，也是农村增加收入、治穷致富的一个门路。因为这些姑娘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变了：一个个衣着漂漂亮亮，挣到的钱也比乡下一般人高出一两倍。现在，进城当保姆成了沿河姑娘眼红的事，他们当中已有200多人干上了这一行。
“黔军”先头部队开始出征了。今年前两个月，由凯里、黔西、平坝等五个县市农民组成的一个个建筑施工队浩浩荡荡地开进贵阳，使全省来自农村的这个方面的“黔军”扩大到11万多人。进城当“保姆”的“娘子军”发展迅速，仅贵阳一市如今已超过4000人。2月25日正安县300名青年开赴广东番禺县做工的举动更加引人注目。
“黔军”出动还只是开了个头。要使“黔军”达到“川军”的水平，在各种劳务中变被动为主动，确非易事。但是既然先头部队开出了新路，那么，后续部队总是会跟上来的。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