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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未来满怀信心——记新西兰友人贝特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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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7-03-15
第7版(国际)
专栏:今古人物

对中国未来满怀信心
——记新西兰友人贝特兰
吕宛如
从惠灵顿驱车往北,半小时便来到下哈特的山林。顺着蜿蜒的山路上行到一座被大树环绕的白色房子,这就是新西兰友人詹姆斯·贝特兰的住宅。这幢被主人戏称作“杜甫草堂”的房屋结构简单。倒是那些几乎占满四壁的书架上五颜六色的画册、书籍十分引人注目,一看便知主人是个博学多识、心向世界的人。新中友协的朋友告诉我们,贝特兰教授一直潜心写作,平时接待客人也不多,但对中国的来访者却从不谢绝。对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中国曾同他青年时代的事业和梦想紧紧连在一起。
去年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时,贝特兰教授应邀重返西安。他步入已成为纪念馆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故居,看到自己在50年前拍摄的照片在西安事变史迹展览中陈列时,心情是何等激动!他登上西安市中心的鼓楼向四方眺望,不禁陷入对昔日的怀念和沉思之中……
1936年的贝特兰,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他作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记者,于年初来到北京。当时西安事变最紧张的阶段虽已过去,但事情并未结束。贝特兰住在西京招待所,在那里遇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他们商量后,决定利用西安电台向国外播发消息,并把张、杨的“八项主张”以英、法、德、俄四种语言广播出去。
贝特兰回忆说,整个西安事变留给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37年1月的群众大游行。从鼓楼上望下去,骑兵、步兵排成长长的队伍,和手持红缨枪的农民组成的民团陆续走过,爱国学生们高举标语旗,他们那种满腔义愤、誓死报国的气概,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可侮的精神,促人奋起,催人泪下。
正是这次在西安的停留,使贝特兰有机会接触到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贝特兰说,他是继斯诺之后第二个见到穿着长征时期的黑军服、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老红军的英国记者。当时他同一个中国学生一起骑车到西安市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驻地,在那儿,他看到红军之间平等和谐的同志情谊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于是他决定去探索解放区的新天地。
1937年10月贝特兰在延安访问时,毛主席会见了他。那时他开始记者生涯还不久,怎么也没想到那次采访后来竟成了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历史文献。一连几个夜晚,毛主席在窑洞中昏暗的烛光下,回答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国内外最关心的。当他走出窑洞,踏着土路返回住处时,常常已近黎明。只有这时,他才意识到,延安之夜是多么美!后来,他到了晋北贺龙和肖克统率的八路军第120师所在地,和史沫特莱一道在八路军作战前线作考察旅行。在西安的经历和这次解放区之行,诞生了贝特兰最早的两部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中国的危机》和《中国北方战线》。
1938年2月,贝特兰同史沫特莱一起来到汉口,正值白求恩经汉口去延安。周恩来会见了他们,并一起研究了如何向解放区提供医药援助的问题。贝特兰接受了一项委托:到香港向宋庆龄报告抗日前线的最新局势,并取得她的帮助。他至今清楚地记得,1939年夏他护送30辆卡车的600箱医药用品到远在西北的国际和平医院,那真是一次冒险!几经波折,车队才到达目的地,后来救护车成了流动手术室,许多医药用品解决了根据地的急需。
后来贝特兰一直留在香港协助宋庆龄工作,同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珍珠港事变突发,贝特兰不幸为日军所俘。这个不愉快的遭遇,从反面丰富了他的经历。
贝特兰一生中有许多值得珍视的记忆,其中,在中国的日子永远闪耀着光芒。今天回顾青年时代的经历,他既有怀旧之情,也不无自豪之感:“在西安,我们都帮助推进了中国争取独立的事业,那确是世界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事”。贝特兰教授是个正直朴实、严肃认真的学者,对一切事物都是通过冷静思考后得出结论的,他对中国当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感振奋,对中国的未来满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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