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个性化与多样性选择——评1986年部分中篇小说的特色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审美个性化与多样性选择
——评1986年部分中篇小说的特色
张韧
文坛的风骚，在以往几年中毫无争议地被称为“群芳之冠”的中篇小说领有了。可是刚刚过去的1986年，中篇在审美意识特征方面、在艺术选择的趋势方面，究竟又出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新东西？冷静地寻访这一年中由千篇左右组合而成的中篇艺术世界，那光怪陆离、云谲波诡的各种现象，使批评不能不感到困窘和尴尬。小说的各种主义、流派和旗号联袂而至，作品的各样花色品种纷至沓来。如何概括这文学的大千世界呢？我以为，这可以称作审美个性的觉醒。
我说的审美个性意识的张扬，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思。一是从中篇自身说，当今在各个艺术品种激烈的竞争中，中篇更为自觉地致力于本体的审美特性的营造，明智地将史诗题材让给渴求振兴的长篇，也不屑于短篇式的断片掠影。这一年的中篇铆足了劲儿，聚精会神地发挥能属于它的把握世界的审美优势。一是从作家个体说，在对过去十年的反思与未来十年的前瞻中，谁都在调试和建构自我审美系统的个性，不甘心踩着别人的、也不大愿意重复自己的脚印走路，冥思苦寻独树一帜的“唯我”位置，小说创作呈现出审美的个性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景观。中篇作者敢于打碎早在读者中间铸造的形象，成心吓你一跳似的更换路数，重新塑造自己的文学面影。
改革题材作品常常受到了诘难和冷落，其实这是不公正的。过去一年的中篇，虽无某些长篇小说那样时空恢廓地表现改革的一波三折，但韦君宜的《妯娌》、谌容的《走投无路》、贾平凹的《古堡》、水运宪的《裂变》等中篇小说，有意利用长短适中的审美方式，敏锐地觉察和揭露了改革进程中的弊端，从社会、经济、伦理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方面揭示了新旧观念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中篇凝视改革的“兴奋点”，出现了由农村而城市的趋向。这自然是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的历史潮流的催动，但文学自身也开始有意寻找长期不太关注的“城市文学”和文学的现代城市意识。陈冲的《超群出众之辈》与王润滋的《残桥》，二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进城的农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从农民的心理屏幕上映现了城市变革的艰辛。改革题材小说长期以来有一个模式困扰着作家的思维，这就是从乔光朴到李向南在改革与反改革相冲突的框架里，表现一个纵横捭阖的“铁腕”运权的清官形象。这种轻社会机制、重个人才干和品格的模式，实际是清官、公案小说的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沿袭。《残桥》与《超群出众之辈》没有给读者创造一个将希望依托于某个人的幻觉世界，陈冲这位“快速跟踪”改革足迹的作家，眼光不是局囿于农民进城办企业这件新鲜事上，而是透视名曰都市实际上是个“大屯子”的到处弥漫的小生产意识，它在滞塞和窒息着向现代文明城市转变的活力。王润滋和陈冲尽管选材相似，但因审美个性相异而各有不同的视角，后者对于经济的新态势和改革的本身抱有极大的热情，而前者却以道德的热情去审视经济的改革。《残桥》里的青年农民李德兴进城找到了职业站住了脚，可是城市的道德败坏空气锈损了他淳朴的灵魂，有了城里姑娘月娟而疏淡了他乡下的未婚妻。当然，李德兴不是小木匠，也不是高加林，小说结尾让他在城乡之间的“残桥”上踟蹰，究竟是回村还是返城？青年农民进城是不是必将沦失了道德？这文学的犹豫和困惑，恰恰映现了城市与乡村、改革与道德相冲撞而生成的观念困惑。
如果说《残桥》是李德兴用农民的心理打量陌生的城市，陈建功的《鬈毛》里的卢森，完全是用现代城市眼光审视正在变革的城市。《鬈毛》告别了作者早期的《飘逝的花头巾》，那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找到的当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支点”，而待业知青卢森反倒对它怀疑了。不过，他不是颓唐而是寻找。在寻找应该怎样的“活法”时，他冷峻地审视了当总编辑的老爸爸的活法，对于从个体户到音乐茶座琴师的各类城市青年的活法，也作了比较性的判别。陈建功知道他与别的作家相区别的自我审美个性，不紧不慢地用他的“谈天说地”来描绘当代城市的人物系列；他也很懂得中篇审美特性的辩证法，既利用比较宽松的篇幅，展示了各色人等的活法，但又不象全景观照的长篇，不肯填充得太满。卢森究竟选择怎样的活法？作品给读者留有再想象、再创造的广阔空间。如今，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日渐增多，城市文学的热情开始蒸腾。列宁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心，是前进的动力”。如果不是从这样的眼光去审视今天的变革，即使写城市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具有现代的城市意识，写农村也不可能折射“前进的动力”的城市意识之光。现在一些作品对改革现象的思考、解释和判断，所流露的传统民俗民情的眷恋与无可奈何的情绪，或许是反映了作家现代城市意识的窘困。
在反思潮流里拔地而起的中篇小说，至今仍然葆有反思历史的偏爱和锋利的解剖力。这一年出乎意料的是，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回思有了新的收获。特别是邓友梅的《据点》、乔良的《灵旗》等尤为瞩目。邓友梅将主观之情隐藏于客观冷静描写的背后，用他特有的风俗画的笔墨，勾画出那场战争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乔良的《灵旗》则运用他灵动而凝重的笔墨透示出历史巨幛掩盖下个人命运的真实性。而作者审视历史与人生的眼光无疑是具有个性特征的。革命战争文学的写法已形成了它自己的传统，但《据点》的风土人情的客观描画，为革命战争小说昭示了新写法。
中篇的反思“焦点”，自然是对十年劫难的省察。铁凝的《麦秸垛》、朱晓平的《桑塬》和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虽然同属于知青回视知青的生活，但个性意识使其创作分道扬镳，同道而殊途。王蒙的《名医梁有志传奇》，从幽默诙谐的反思中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从维熙的《鹿回头》系列的首篇《风泪眼》，透出“大墙文学”打破原有格局的意向。汪浙成、温小钰的《灰绿红黑交错的早晨》，却写了大墙里边承担改造罪犯的神圣使命的人们，在观念变革上的撞击。
表现审美个性最为爆烈的，属于那些带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的中篇小说。文学对于生活的表现，不能凝定在被动的位置；文学事业的发展，在于创新的勇气。过去一年的中篇创作，作家们这方面的探索令人刮目。它们将传统题材所冷遇的“边缘带”作为审美的对象，带着浓重的文化底色，表现了出人所料的意象。人生与人性愈来愈成为文学热衷的命题。朱苏进写人隐秘心态的《第三只眼》，王朔勾勒几个“倒爷”在商品经济市场挣扎中心灵扭曲和变形的《橡皮人》等等，这些个性迥异的作者，审美目光的焦距从对善的褒扬到对恶的鞭笞，开拓了小说审美的领域。
过去一年的中篇小说，审美的个性化给了我们一个色彩斑斓、情趣盎然的艺术世界，但也提供了值得注意的问题。审美的多样化与个性化将是小说探索的一个重要趋向，但现在一提到审美问题，往往强调中西文化、文学的素养和作家个人的素质，我以为它忽视了审美个性的本质，即对人生世界的自觉介入，对生活的审美情感、认识和态度。如今一些作品对时代变革的疏淡以至冷漠，艺术的平庸和浅薄，仅仅视为审美素质是不够的，说到底，还是一个对世界的介入、认识和把握的问题。有些作品单就技巧而言，无可挑剔，甚至堪称精妙之作，但因生活的苍白而叩响不了读者的心弦。两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刚刚萌生的艺术“把玩”的情绪，现在不少论者批评创作的“贵族”习气，其背后都是放松或放弃了对于愈来愈复杂的世界的审美介入。倘若只注重从西方或从民族的传统汲取养料，只注重怎样和别人相区别的、与众不同的审美选择，忽视了对现实世界的积极介入，不从生活变革中汲取诗美和激情；对人生世界只注重艺术手法的切入，忽视了艺术最高层次的哲理认识和把握，曾享有殊荣的中篇将会退落，小说家族将难有大的飞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