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的中医哲学——访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傅景华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的中医哲学
——访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傅景华
本报记者　祝华新
记者：中医学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据我所知，哲学界对中医哲学研究得并不多，中医学界近几年似乎有些热烈的议论。
傅景华：中医哲学是在诸如“气”、“阴阳”、“五行”等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理论体系。研究中医哲学，可以更好地领悟中国哲学思想的真谛；还有助于破除视中医为“经验医学”的偏见，为中医学寻找坚实的科学依据。
近代对中医哲学的研究，大致分为3个阶段。清末民初，欧风东渐，不少学者企图用西方科学解释或否定中医。如袁复初以紫外线、氢离子解释“风生木、木生酸”，梁启超则视阴阳五行为“两千年迷信之大本营”。虽有杨则民奋起为《内经》的哲学申辩，但声音十分微弱。解放以后，人们一度力图把《矛盾论》生搬硬套到阴阳学说，并把中医学贬为“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近几年来，有些同志发现中医学也有控制论思想和系统观，尝试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来解释中医学。上述过程的主要倾向，始终是沿着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是西医学的思路、方法和价值标准来验证中医、解释中医。其实，这种倾向是学术界对待整个传统文化的态度的折射，尤以中医界为甚。
记者：这么说来，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撞击，构成了东西方文化两股大潮交汇的一个重要侧面。近年的文化讨论中，却鲜有从中医哲学的角度探讨传统文化的前途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傅景华：中西医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在思维形式、认识方法等方面的根本分歧。先秦哲学家们大都重视从无限的运动方式及其相互作用来把握世界，而对细微末节的深入钻研漠然视之。西方哲学则倾向于一种实体论的认识方法，深入分析物体的空间位置、形态结构，以及质量、能量、性质、功能等。具体到医学领域，中医横向把握生命运动的过程，西医则纵向探究生命的结构与功能。以中医学的五藏为例，肝、心、脾、肺、肾分别反映了生命过程的5种相互关联的方式，与西医学中内脏的实体结构及其功能根本不同。前人译介西医时，不加思索地借用五藏概念，到头来又向外国人以内脏解释藏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
实体论的认识方法几乎成为当代科学认识的主流，而以过程论为主的认识方法，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二者虽然不能互相解释、互相推导，也不能互相代替、互相包容，人类却因此有可能更为全面地认识自然、认识自身。
记者：那么，您如何评价这些年使中医“客观化”、“规范化”的尝试？例如，有人在物理化学实验过程中寻找经络实质，认为经络实体主要是体液、毛细血管、结缔组织构成的筋膜。
傅景华：这类尝试还很多，比如以机械运动来解释气功，以“营养成份”分析食疗，在植物药中提取中药的“有效成份”等等。这些几乎都是以实体论的观点来研究中医，其成果，只能丰富西医学的理论和临床实践。而实际上中医理论中很多东西是无法以实验室里的生化指标来验证的。比如，作为中医学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的“气”，无论是用空气、精微物质、粒子、波、射线、场，还是用功能、能量都无法解释，因为它绝不是指某种有形的实体。
值得注意的是，西医学的理论大师们也感到实验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力主向其它学科（包括中医学）渗透。这是与西方科学由机械论转向系统观，并向东方古代思维方式靠近的趋势是一致的。但是，系统的框架仍然没有离开实体论的范畴。
记者：按照您的思路，在实体论与过程论基础上不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兼容的思维方式，中医学与西医学、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只能按照各自既定的轨迹走下去？
傅景华：中西医乃至整个东西方文化各具不同的特色和优势，彼此不能完全兼容。它们反映了自然本身及人类精神固有的双重特性，是一种相反互补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医不能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但是，如果忽视中医自身主体性理论的建设，一味向西医和当代科学理论改弦易辙，认定这就是中医“现代化”之路，其结果只能是弃长就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