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评与译诗——与王佐良教授一席谈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诗评与译诗
——与王佐良教授一席谈
张大农
王佐良教授，早年就读于清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赴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回国后任教北京外语学院。著译有《论契合》（英文版）、《照澜集》、《中外文学之间》、《彭斯诗选》，并主编有《美国短篇小说选》、《英国文学名篇选注》、《英国文体学论文集》等。
记者：很喜欢读您的散文和随笔式的文论，它们常将一些精辟的文学见解在轻快、饶有情趣的笔调中娓娓道来，给人不少启悟。不知您的这种文风是否有意汲取了英国essay的风格？
王：英国文论确有这种传统。年轻时读俞平伯先生的《读词偶得》，也在这方面给我很深的教益。
记者：近期文坛上有些评论文章，常常是先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再将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材料纳入其中。这也许能阐释某种高深的见解，显示某种理论气魄，但也有人认为这类文章往往使人感到有点玄虚。能否谈谈您对此的感受？
王：我不习惯那种在文章里一上来就摆理论架子的做法。有些文学理论文章距离文学越来越远了。我主张加强
“实践的批评”。当然实践的批评也应具有理论深度，但这不是单靠摆理论架子能解决的。英国文学在这方面有良好的传统，值得借鉴。华滋华斯作为一位浪漫主义大诗人，他的诗歌理论文章切实、简练而有力；济慈在写诗实践中体味到的深刻、隽永的艺术见解，是在他给弟妹们的书信中，用朴素、生动的话语表达出来的；现代小说家伍尔夫的评论文章也是很生动、晓畅的，福斯特也是如此。
艰深的理论文章只能奉赠“学院”圈子里的人们，而那种实践的批评却可能产生广泛的效果。我以为文学（包括批评）的作用应该使人的感情更纯净些，使人们之间的理解更加周到和深刻。因此，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普及的。当然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另一个问题，所以也要以同情的态度对待别样的文学现象。
记者：您的文论似乎注重从作品的本文着眼，如《照澜集》里的一些篇章，以及经常见您写的“读诗随笔”一类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技巧之间的精妙之处，而无琐屑之感。这也许更需深厚的工力和素养？
王：文学不能没有形式和技巧。徒有“深刻”的内容，不如让人们去读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常常片面、机械地理解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其实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关系很复杂，并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关系。形式实际上意味作家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程度。就诗歌艺术而言，每产生一个新的流派，除了提供新的思想内容，新奇的意象等等，一般还会带来诗歌语言的变革。英语诗歌语言革新的轨迹是很明显的，例如在丁尼生、勃朗宁以后的惠特曼，他的诗歌不仅形象、思想感情与前者判然有别，语言也为之一新。这种新的内容与新的语言之间又有着复杂而必然的联系。注重分析作品的形式技巧，并不一定意味着舍本求末。
至于我最近写的一组“读诗随笔”，是我有意识地在做一种尝试，即通过翻译的诗来分析外国诗的技巧。
记者：外国诗的语言技巧也能在翻译诗里体现出来吗？
王：诗歌不比小说，脱离了语言和技巧，诗几乎就不存在了。因此，诗能否翻译历来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考虑到不同语言的人民之间需要文学交流，我以为诗的翻译还是必要的。翻译的诗既要保持原诗的韵味，要象原来的诗，又要使译文顺达，让读者能够看懂。这就要求译者对原诗的技巧有尽可能精确的把握，又能用纯净、锐利的汉语将它们表达出来。因此，诗的翻译只有经得住内容和技巧两方面的分析才能算过关。目前各种诗歌译本很多，比较普遍的问题是一些译者驾驭、运用母语的本领不娴熟，因而很难将原作的技巧传达过来。我觉得戴望舒、穆旦的译诗文笔是堪称楷模的。
有时，在两种语言之间无法做对应的传译时，可以做必要的变通。其实，诗的翻译未尝不是一种阐释，甚至是必要的创造。
记者：如果每个译者都依照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加工原作，岂不让读者失去了理解原诗的标准？
王：对一首诗的理解本无绝对“正确”的标准可言。每个读者对诗的理解都是不完全相同的，即使专家、学者也如此。不同时代的读者，出于不同的精神需求，对同一首诗的理解也会不一样。因此，从现时的角度看，优秀的外国诗歌，可以有不同的译本相互参证，不应视哪个译本是绝对权威、绝对准确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所有的译本都是过渡性的。英国人至今仍在不断用现代英语翻译乔叟的诗。同一语言尚且如此，何况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了。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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