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二） [复制链接]

第2版(要闻)
专栏：

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
——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二）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贵州代表苏钢说，赵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化改革，要把重点放到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上，对大中型企业可以用签订合同的办法来解决企业主管部门与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与集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据我在一些厂矿企业的调查了解，现在国家与企业之间，除了所得税、调节税外，已没有什么合同可签。根据这种情况，我建议允许大中型企业签订承包合同。厂长按任期目标承包，一定四年，按每年生产的发展，递增上交所得税。企业内部分成由企业自主决定，但企业所得用于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资金应占大部。对大中型的亏损企业，则按逐年亏损递减承包，超亏不补，减亏留用，盈利分成。
山西代表关桥说，要增产节约、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重要的是要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营机制问题。这就不仅仅是企业改革中的责、权、利问题了。在改革中有些工作信息不灵，如统计数字不准，反馈不快，往往给工作带来很大损失。应该用科学的理论来正确指导改革。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应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挥作用，但目前科技成果利用率很低。这些问题必须从经营机制上去解决，不能只是一般号召。大规模的改革应有预见性，要治本，不能光治表。
辽宁代表宁佩英说，我们大连纺织厂近两年因原材料、能源涨价等因素，影响利润400万元。由于坚持改革，增强了自我消化能力，去年企业内部消化涨价因素300万元，利润由前年的827万元，增加到854万元。从这个事实看，企业要发展必须一手抓改革、一手抓节约，把“双增双节”同深化企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湖南代表焦林义说，搞活企业，这个问题喊了多年，但企业没有真正搞活。据我调查，企业有七大难处：一是扩权放权不落实，综合部门卡，政府部门干预。计划、采购、销售权往往不落实，造成中间梗塞。二是原材料涨价。抽样调查，原材料涨价使企业利润平均减少27％。三是指令性计划层层加码，原材料供应却层层扒皮，组织生产困难。四是留利水平太低，有些企业的留利额除了发奖金，无法扩大再生产。五是社会摊派多，有的多达三四十项，占企业留利的38％。六是“包袱”负担沉重。七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
江苏代表储江说，国家应该有个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的实施方案，不能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更不能搞搞停停。如给大中型企业放权问题，1979年以来，国务院发过4个文件，有70多条，但贯彻得如何，效果如何，可能还说不清楚。基层反映，上面放，下面收；中央放，部门收；亏损企业放，盈利企业收，等等，意见颇多。
辽宁代表马大沛说，我们中建二局在香港靠技术管理赢得市场、生意不错。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益、降低成本，去年以来我一直为能直接购买国产建筑原材料伤脑筋，现在我们施工用的大都是国产材料，却要经过港商转手，而我们用港币到国内市场买材料外运却不被允许，理由是我们事先没打招呼，材料没列入计划。同时我们要把在香港购买使用的建筑机械运回国，也不行、要纳税，理由也是没有纳入计划。问题是我们事先不可能打招呼，因为存在一个中不中标、甲方要求用何种材料的问题。
上海代表郑霖孙说，价格与财政体制关系密切。赵总理报告提出，价格改革总的来说是结构性调整。我认为，是否可考虑得再周密一些。目前价格调整与财政体制改革如何配套，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由于原材料价格偏低，加工工业利润高，大家都去搞加工工业，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把原材料价格提高一些是必要的。但原材料涨价后，加工工业成本增加，利润减少，上缴国家财政的钱也相应减少；而原材料产地收入增加，国家财政却收不到，特别是实行财政包干后更是这样。由于财政体制改革不配套，越包干国家财政就越紧张。建议原材料涨价后，国家适当减轻一些加工工业的税收，而原材料涨价部分的收入应由财政部统筹分配，不能由原料产地独得。
江西代表韦凡昆说，计划管理体制要改革。现在计委、经委、银行都可以批项目，开口子，这样不利于统筹规划和综合平衡，容易造成重复建设。建议限额以上的项目，不论是基建的、技术改造的、还是大修改造的，都应归口于一个部门来管理。“七五”期间的建设项目，要通过反复调查研究后，尽快确定下来。要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认真做好可行性论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严禁无计划、无设计施工。
江西代表曾庆和说，这次来北京开会，许多厂长让我捎个意见，希望对他们实实在在地放权，给他们自主权，甘愿立军令状。不该管的、管不了的不要管。许多工人希望他们能实实在在地当家作主。
黑龙江代表陈雷说，财政出现一点赤字并不可怕，问题是赤字是怎么来的。如果把钱用到重点建设上，那等于提前支付了建设投资；如果把钱用在非生产的支出上，问题就大了，支出一上来，就很难压下去。为什么总是热衷于追求速度，原因很多，就领导来说，有一个对地方和企业的评价问题，往往是速度快，就认为成绩大，就受表扬。今后考核成绩应当全面一些，客观一些，既要看速度，更要看效益，这对解决单纯追求速度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这个问题上，给企业的权力能不能真正放下去，关键在于机构改革。简政放权，首先是简政，而后才能放权，这一点不突破，改革的步子很难迈大。
山东代表李振说，赵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确实抓住了关键。我省在搞活企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但工厂普遍反映，还有“三多”严重影响着企业的活力：一是名目繁多的摊派。二是名目繁多的机构。三是名目繁多的检查汇报。这三个“名目繁多”，严重干扰了企业的自主权，束缚了企业的活力，干扰了改革。问题出在基层，根子却在上边。一些领导机关各自为政，都从自己本单位的利益出发，把手从四面八方伸向企业。这种本位主义、官僚主义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对大中企业的机构设置，非生产性人员所占的比例，国家应有一个统一规定。要为搞活企业、保障企业的自主权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和法规，并有强有力的措施，保证这些制度和法规的实施。
发展经济需有安定团结政治局面
台湾代表林丽韫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安定团结、持续稳定发展经济的根本保证。最近在美国，我接触了许多台胞，他们对国内形势很关心。一些台独分子也趁机说“你们国内都搞不好，还想来‘统’我们。”可见，国内安定团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前提条件。前一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我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人甚至在报刊上批“大公无私”，海外同胞对此议论纷纷，我这次在旧金山拜访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台胞李远哲教授，他说，科学家应该是大公无私的。有人对他的话有意见，说他“被中共利用了”。他表示，还是要理直气壮地说大公无私是对的，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科学家怎么搞科研？从李远哲的谈话，可以看到海外朋友多么希望我们国家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福建代表洪永世说，赵总理报告中提出的“六个不变”的方针，深得人心，必将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前一阶段，国内外有些人对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不理解，有的担心这场斗争上挂下联，层层找代表人物，工作中不敢解放思想，开拓前进；一些专业户和联合体担心政策变，不敢投资进行开发性生产，还有些华侨和外商暂停了国内投资，打算再看一看。这次会上，赵总理代表党和国家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了我们开展这场斗争的政策和方法，不但可以起到澄清是非、消除疑虑的作用，而且可以有效地保证我们这场斗争不会重复过去“左”的错误，保证正在探索中的改革开放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高度重视前进中的问题
湖南代表杨敏之说，经济改革必须建立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改善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赵总理报告讲到财政赤字问题是个大问题。赤字这么大，基建规模预算内还安排365亿。向地方借款，把地方搞得太死不好。前年赵总理列了盲目基建八大罪状，为什么问题总解决不了？我认为既有经济体制问题，也有决策失误问题。
河南代表王衍惠说，对财政赤字、固定资产投资失控、消费热等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后果是严重的。1987年的财政预算能不能再打得紧一点，避免和减少赤字。
上海代表谷超豪说，现在需要国家财政补贴的方面很多，粮食、副食品等等都要补贴，支出这么多，收入又有限，财政还有赤字，物价也必须控制住，这些困难和问题究竟怎样去解决？报告是提出了一些办法，我更希望能够有一个清楚的、比较彻底的解决途径，在一定时期内使财政收支和外汇收支能达到基本平衡。
云南代表刘明辉说，报告指出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等弊病，还需要下很大力量去努力消除。这真是切中时弊，极为重要。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我看也有政权建设方面的问题。地方组织法规定“行署”、“区公所”分别是省和县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权，是虚的。但现在往往成了实的。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派出机构越来越臃肿庞大，行政编制成倍增加，而真正在基层搞具体工作的人则越来越少；二是基层政权组织的作用不能很好发挥。
贵州代表罗登义说，要切实加强物价管理。现在乱涨价、变相涨价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关主管部门不能不管，应该严格执行法纪。领导上失于管理，也要追究责任。有些群众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反映强烈，尤其是退休职工的工资待遇问题值得重视。退休职工工资少了，物价又上涨，有的生活确实困难。
湖南代表翟立普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城乡经济改革是成功的。但在大好形势下，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干部群众普遍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加强农业基础的政策措施不落实。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必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不稳定因素。二是担心物价上涨。群众反映说，形势一片好，就怕物价涨。三是担心不正之风刹不住。群众谈到不正之风，都很反感。现在请客送礼之风并没有刹住，报告中提出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提得好，希望能狠抓落实。
河北代表孙树桓说，要加强税收工作。现在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尤其是一些集体、个体经营者。一些商品经过个体户之手层层加码，到了群众手中，价格上涨得就多了。
天津代表倪志福说，现在许多地方搞高尔夫球场，一个球场占地几千亩，有多少外国人来玩？这是基本建设盲目性的一种反映。各地修的庙很多，还有到处挖墓，都要花好多钱。一些典型的有保存价值的可以搞一点，但不能一哄而上。
安徽代表李银锁说，要注意解决发展农业生产中的问题：一是生产资料。粮食定购任务要求农民必须完成，但国家投入的生产资料却满足不了生产需要，有的合同不兑现。二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大。如一台彩电价值相当于4000公斤稻谷，价格不合理。三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问题。种粮和种麻、种烟相比，经济效益相差十几倍到几十倍。四是农民负担重。这些都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进一步关心支持教育工作
江西代表李柱说，四项基本原则不在青年思想上生根，必然会出现动乱，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现在学校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与我们缺少健全的考试制度有一定关系。不改革传统的一次笔试、一榜定终身的做法，偶然性很大，弊端很多，使学生死读书、背条文。其结果往往是高分低能，抑制了青少年智力的发展。建议从速建立中小学督导制度，规定新生入校以平时在校成绩和“四有”品德为依据。
四川代表苏克明说，目前，高校发展速度过快，一些高校建校条件不成熟、效益差、浪费大，应采取措施，有所控制；有的高校片面追求高规格、大牌子，也应着手整顿；高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虽年年讲，但并未落到实处，应切实落实这项工作。
陕西代表魏至旺说，这几年国家对教育投资逐年增加，但是真正用于教育的经费不多，大部分被人头费吃掉了。教育结构也不合理，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慢，不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学校师资的来源和培训不落实，教师的素质得不到保证。
云南代表朱德祥说，现在，农村群众在勤劳致富的同时，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也很迫切，办教育的积极性很高，把接受教育作为致富的必经之路，出现了哪儿房子好，哪里必是学校的可喜状况。现在发展农村教育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师资，可否再增加一些投资，用来为农村培养合格师资。
浙江代表张世昌说，教育投资占本年支出的比例，今年比去年有所下降，我觉得不应该，应适当提高。要提高教师待遇，扭转优秀学生不愿报考师范学院的状况。
发扬优良传统　纠正不良风气
江苏代表叶干运说，发展经济，一定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资产阶级自由化需要坚决反对，但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也需要高度重视，认真克服。例如，在一些地方赌博、封建迷信活动，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之风也非常盛行。这些腐朽、黑暗的现象不消除，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河北代表吴文焘说，现在确实应当下大力量刹一下奢侈风。据了解有个单位建造大饭店，追求豪华，本来有些设备完全可以用国产的，却非要进口不可，大理石是意大利的，马桶是法国的，地毯是新西兰的，玻璃是比利时的，电话是日本的，好象只有带洋字的才是好东西。
浙江代表韩祯祥说，压缩空气，首先要从中央机关做起，为全国作出表率。全国压缩10％，也要有所区别，如中小学，就要少压，最好不压，不要一刀切。
北京代表史定潮说，毛主席早就讲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但浪费问题始终没能解决。去年中央刚开过8000人端正党风大会，但不少单位就给职工滥发年货。今年春节前国务院又发了紧急通知，滥发实物的现象却变本加厉，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浪费很大。这些问题怎么就不能管一管？建议国家制定公务员法，严格依法办事，解决某些单位铺张浪费问题。
重视做好民族工作
青海代表扎喜旺徐（藏族）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符合各族人民的意愿，有害于民族团结。我们深切地感到，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关系，就没有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建议各级政府继续加强民族政策的再教育，进一步重视做好民族工作。
新疆代表热合甫·阿巴斯（塔塔尔族）说，赵总理在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民族团结，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各省区以及国家机关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在国务院的关怀和政府各部门的帮助下，新疆的各项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但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希望国务院各部门以及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继续给予支援和帮助。
宁夏代表马青年（回族）说，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督促国务院尽快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及有关行政法规，简政放权，确保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真正落实，确保自治机关自治权的真正行使。
云南代表钟振川说，政府工作报告讲了要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问题，但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已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但行使自治权很困难。有人违反自治法谁来监督，不清楚；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方面也有不少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国家民委对自治法的贯彻执行情况组织一次有效的督促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