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坚持党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李君如
最近，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明确指出，我们有几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变，开放、改革的政策不变，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变。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前些时候，无论国内或国外，确有人对我们的政策会不会改变，存在着一些疑虑和误解。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不是哪个人头脑里凭空想出来的，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等文件中，都作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坚持这一科学论断，才有工作重心的转移，才有改革、开放、搞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个基本论断，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我们不断加深认识。
我们说党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科学的，首先在于它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总结了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曾经明确地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是，这一思想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直至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长时期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
回顾这段历史进程，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紧紧地抓住发展社会生产、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这一主要矛盾，国运才能昌盛，民气才能焕发，社会主义才能发挥出其固有的优越性。翻开1956年到1976年的统计资料，就可以发现，从1958年到1965年，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的进程中发展，工业生产八年合计也只递增8％上下；农业生产前五年减产，八年合计只递增1.5％。“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损失的国民收入估计达5000亿元；职工年平均工资1966年是636元，到1976年竟下降到605元。当然，“文革”以前的几年中有几个年份生产和经济发展比较正常，但这正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的时候。这就有力地告诉我们，在现阶段，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认清这一主要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
我们说党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科学的，更重要的在于它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反映了客观现实的需要。
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都存在的矛盾。它在我国之所以成为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是由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
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各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与支配。斯大林在论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时候指出，这个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文选》下卷第602页）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和方向。不仅如此，由于经济是政治和文化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势必要求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从各方面与它适应，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完成了夺取政权和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这两项任务后，中心任务就要转移到“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方面来（《马恩选集》第1卷第272页）。
与此同时，我们更要看到，由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发生的，加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没有充分做到按照客观规律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物质基础，但是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状况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从这一实际出发，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集中力量，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把这一点确定为我国现阶段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实践已经做出了公正的结论。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渐步入稳定发展、欣欣向荣的新时期。在1981年至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
（包括村办工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不包括村办工业）；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相当于‘一五’时期，高于其他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也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五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3.7％，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9％。这些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党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科学的、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都是从正确掌握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而得出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同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把官僚主义问题夸大到不适当的位置，既违背了我国社会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基本事实，也不利于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本解决。
应当承认，在我国，官僚主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党同官僚主义现象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个矛盾毕竟不是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我们认为，反对官僚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现象，有它所以产生的种种复杂的原因，归根结底，同我国经济、文化落后，同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要克服官僚主义，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紧紧抓住发展社会生产这个中心环节，过通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来促进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