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 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
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
曹靖华
我常想，二十多年来，中国革命文艺及革命文化的战士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残暴卑鄙的白色恐怖下，始终坚贞不屈，英勇战斗，走上正确道路，树起革命文风，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毛主席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鲁迅先生与秋白同志并肩奋战，粉碎了敌人的迷雾似的文艺思想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对第三种人及对“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战，对中国当时文坛，确是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像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几篇文章，连敌人也不能不折服。这些都诚如鲁迅先生得悉秋白落入国民党魔爪中时，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夜来函所云：“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这确是中国人民不能弥补的大损失。
这里顺便说明几句：“它”是秋白，是生平与友人通信用的符号，“鲁迅书简”中偶尔可以遇到这样的名字。这是由“维它”或“史维它”简化而来。后两名从一九二三年起，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季刊（由月刊改的）上，偶尔可以见到。而“史维它”及“史铁儿”，均由STR（如“海上述林”书脊上所印者）之音译而来。STR则为STRACHOV一字的缩写，也就是秋白俄文姓CTPAXOB之英文拼音。“鲁迅书简”中偶尔还可遇到 “它嫂”两字，这就是称秋白爱人杨之华同志的。
秋白被害后，十六七年来，中国革命人民，尤其是中国文艺界，始终怀着悼念他的沉痛的心情。但对他就义时的情景及就义后的种种，除当时报纸略作记述外，至今再未见提及。秋白是我生平受教最大的严师益友，也是冰雪中过从甚密的相知。他被害后，十余年来，再一忆及，他的声音笑貌，就活现目前，而对杀他的敌人，则更恨入骨髓了。
十余年来，时时幻想着怎能有机会去凭吊一下秋白墓及就义地，并对当时的情况作一番访问呢。
今年七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了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令我参加。我才有机会赴长汀凭吊秋白就义地。
八月二十四日晨九时二十分抵长汀，这是一九二七年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福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车直驶西街县人民政府。因事先未与县府联系，县长早晨即因公下乡，由朱其昌秘书招待。我们述明来意后，朱秘书立即派人邀了张仁福、刘玉堂两位来。
张仁福是职业抬棺人，是当时亲殓秋白，替秋白抬棺人之一，现年五十八岁，住长汀西街。其他三个抬棺人现已无下落。刘玉堂是贫农，拾粪人，现年四十七岁，住距城约五里之黄田背村。这是现在能找到的秋白就义时仅有的两个目击人。
长汀中学西，有一小公园，当时名列宁公园，敌人占领后，改名为中山公园。这是秋白就义前用刑餐的地方。
由此往西，距城约半里许，公路北有小山一座，名罗汉岭，岭脚及山腰处，荒冢累累，气象阴森。岭前有一小草坪，直抵公路。原为清末收容聋盲无依老人之养济院废址，现虽成草坪，但尚有屋基可辨。草坪正中即秋白就义地。
由此往西，不及一里处，公路以北，丘陵起伏，名盘龙岗，为秋白墓穴所在地。遗骸今年七月已由长汀县府起出，装入瓷坛内，存县府。墓仅剩一穴，黄土乱砖，堆积穴旁，土色新鲜，宛如昨日所掘者。当时曾口头请朱秘书转达，建议长汀县府，将遗穴填起，修一衣冠冢，并立碑石，留作纪念。
据张仁福说：秋白同志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长汀东约九十里之水口被国民党钟绍葵所俘。被俘后，押至长汀，囚西街福建省立第七中学伪三十六师宋希濂司令部内。当时居民均不知被押者为何人。
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将囚人押至中山公园吃刑餐，园内虽未住兵，但因囚人用刑餐，门禁森严，居民不能入内，故当时园中情况，一概不知。隔墙听有歌声，至所唱何歌，也难辨别。据云所唱者为国际歌。
当日上午约十点钟，刑兵将囚人押往刑场，未绑。囚人着小衫，短裤，鞋袜，意态从容。行至罗汉岭前，靠山脚处草坪正中间，面对罗汉岭，盘足而坐。刑兵即宋希濂卫士，用盒子枪由背后射击，一弹毙命。事后，居民见布告，始知被害人为瞿秋白同志。
被难后露尸至午后四时左右，始有人送棺木一具，张仁福说，他亲自代为装殓，并抬至盘龙岗埋葬。
拾粪人刘玉堂说，他当日上午，同平常一样，入城拾粪，由西街经过时，正遇秋白就义。所述目击详情，与张仁福无出入。
午后四时半离开长汀。夕阳里，汽车徐徐的驶过了秋白的就义地，直向瑞金驶去了。
罗汉岭慢慢的留在身后……秋白的面影，浮现到我的心头，秋白的音浪，激荡着我的耳膜……
秋白，那大约是一九二一——二二年吧，我们在莫斯科，你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医生说你的一叶肺已经烂了，说你顶多不过支持三几年。但你总不肯休息。讲课时，有时累得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了，但你还是‘诲人不倦’地讲下去。后来真支持不下去了，就在莫斯科近郊疗养，我几乎每星期日都去看你，你每次都是兴奋得忘了病，忘了一切，口若悬河地谈论着。你说苏联真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革命的宝山，你要拚着你的病弱的生命，把革命的宝贝更多地运回中国来。
你那时躺到床上，床头没有台灯，你就把吊灯拉到床头，拴到床架上，俯到枕上写文章。你要把当时还是“世界之谜”的苏联实况，把“共产主义的人间化（注）”告诉给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告诉给世界劳动者。你要在工农大众面前，把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谣言揭穿，叫大家辨清道路，不要信那些吸血虫的鬼话！
秋白，那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吧，你回国住在北京东城你的一个本家那里。我去看你，有一次我把我的第一篇译稿——柴霍甫的“蠢货”交给你看，你看毕就在你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了。那给了我多大的鼓舞呵。你教我多学习，多介绍。你说中国文艺土壤太贫瘠了，教我作一个搬运肥料的肥田的农夫。
我记得，你住的房间里有一张小风琴。你正在译国际歌，斟酌好了一句，就在风琴上反复地自弹自唱，要使歌词恰当的合乎乐谱。你说国际歌已经有了三种译文，但是没有一种译得好，而且能够唱的。你要把它译得能唱，让千万人能用中文唱出来。
秋白，在学习俄文中，我常把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原意懂而中文不易表达得好的那些词句，同你商量。有一次，我随便提到柴霍甫的剧本中两个人物吵嘴时那样最普通的例：“Видапи，мы”，我照直译为“我们见过的”，你改为“我们见识过的”。这些小节，将近三十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加一个字，显得多么生动！秋白，你能把极枯燥艰深的哲学论文，译述得那么细腻，委婉，动人！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文章，透过你的天才的笔，在中国广大的文艺读者的心中生根，开花了。
大约是一九二四年吧，你在上海，我把我译的第一部译稿——柴霍甫的“三姊妹”，寄给你看了之后，改了一些地方，就介绍给文学研究会列入丛书出版了。你当时写信说你完全用药养着命，在极端艰险条件下，从事革命工作。我时常写信向你请教，每个问题你都详细地解答，有些简直是长篇大论地详述。
大革命失败后，我逃到莫斯科，不久你也到了那里。旧地逢故人，真不知话从那里说起！一天傍晚，我们在大教堂附近的莫斯科河畔散步，你谈到我走后武汉各方面的情况……王一飞同志被害了，罗觉同志被害了……最后你谈到中国极需要苏联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的介绍，你教我专力在这方面工作。你说应当把介绍苏联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当作庄严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那是一九二九年吧，我由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临走前到你住的地方——柳克斯去看你。你总是像从来那样的昂奋，那样忘我地为中国人民打算。你谈起文艺大众化问题，谈得几乎使我误了火车。
那是一九二九年呢？一九三○年呢？你最后一次到了列宁格勒，在我家里畅叙半日，不意那些相会，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会见！
你回国后，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我回国以前，我经常收到你同鲁迅先生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对苏绝交的情况下，想尽方法给我往列宁格勒寄书刊。其中有你们办的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刊物，如“文学导报”，“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前哨”等等。我在那些刊物上辨出了你在白色恐怖下，用宋阳，易嘉，范易嘉等等不同的笔名，写出了火热的，战斗的文艺理论批评的文章。
我那时也不断寄些苏联的书报，托鲁迅先生转给你，有时为防特务没收，每种寄双份，甚至寄三份，分批寄，或经西欧转寄。用尽心思要逃过国民党的没收，把苏联的书刊寄到你手里。记得你收到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地”时，立即译了出来，并且还写信告诉我说：“这书已译好，交商务印行，出版时，我要写一篇序文印在书前，这序文只有五个大字，就是：‘并非乌托邦！’”谁知你无限心血凝成的那部译稿，沪战时，竟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烧毁了。现在仅剩你遗稿中的第一章的残稿。秋白，你的译稿被强盗烧毁了，但是，你替中国革命打算的一颗赤心，任何强盗的烈火都烧不毁的！秋白，你理想中的“新地”，为了这“新地”你终于慷慨以身殉之，这“新地”，在英明的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中国出现了！
一九三一年秋天的时候，我在列宁格勒利用暑假，译完了“铁流”的附录部分，没有功夫再将该书最主要的一篇长序译出来。鲁迅先生又急着将书出版，于是就请你在那“岩石似的重压下”，将那篇序文译了出来。鲁迅先生当时往列宁格勒去信说：“铁流长序在此已另请人译，那人你是认识的。”但却没想到是你。那真是作者之幸，译者之幸，中国广大读者之幸呵！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恐怕是空前的译笔了。鲁迅先生在该书编校后记中说：“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少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一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读者倘将这和附在卷末的‘我怎样写铁流的？’都仔细地研读几回，则不但对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有很大帮助的。”接着又说：“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然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
秋白，在那样阴暗的时代，你都是用烈火一般的热情，来鼓舞对苏联文学的介绍。当“毁灭”出版的时候，你用J·K·的笔名，给鲁迅写信说：
“你的‘毁灭’的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于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和N同志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和‘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秋白，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的午后，我到了上海，到了当时不公开的鲁迅先生的家里。晚饭后，鲁迅先生把我引到一个房间里。那房间虽不很大，但却极整洁。后面有一个窗子，靠窗有一张条棹，棹上铺着雪白的棹布。棹上放着削好了的铅笔，毛笔，墨盒，信封，拍纸簿等。棹前放着一张靠椅。靠后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鲁迅先生站定之后，从容而低沉地说：“这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一切布置照旧，你就住在这里吧……”说毕我们就又到了二楼鲁迅先生的书房而兼作卧室里。靠窗是一张书棹。我坐在棹右边的藤躺椅上，鲁迅先生坐在棹前的转椅上，棹左边坐的是广平。鲁迅先生一面回想着，一面从容而低沉地继续说：“……那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他不断受猎犬搜索，追逐。他像地老鼠似地到处逃。有时一天迁三四个地方。有时被追逐到不得已时，跳上野鸡汽车，兜几个圈子，到半路再下来走。到最危险的时候，就逃到这里，住到你住的那个房间里……他等了好久，没有等着你，不能再等了，到那边去了。”他习惯成自然地随口说出了“那边”两个字之后，想到是在家里说的，于是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到苏区去了。”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来了，他去了……”我只感到沉重，口里说不出话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凝视着鲁迅先生的沉思的面孔，心里想着：“先生，你用自己的生命，在最危险的情况下，来庇护一个布尔塞维克！……”
这样的革命的友情，宇宙间什么暴力能够折损呢！
秋白走了，鲁迅先生念念不忘地怀着惜别的心情。他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的信中说：“它嫂平安，唯它兄仆仆道涂，不知身体如何耳。”
秋白被害后，鲁迅先生在悲痛之余，用“诸夏怀霜社”来编印“海上述林”作纪念。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的信中说：“我们正为它兄印一译述文字的集子，第一本约三十万字，正校对，夏初可成。”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七日信中说：“它兄集已排完……几乎都是发表过的，然无论如何，这么一来，他的译文，总算有一结束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函中说：“它兄集上卷已在装订，不久可成，颇好，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
但是，秋白，你所努力的“新地”，在毛主席领导下实现了。你的“新地”上开遍了使全世界亿万人羡慕的中国人民胜利的奇花。这奇花是用你自己的和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灌溉出来的。
秋白，这诚如二十年前你所要大书特书的：“并非乌托邦！”
（注：秋白的一篇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