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末路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周作人的末路
牧惠
收到舒芜同志寄来的《周作人概观》，拿起来就放不下手，一口气读完。
评人论事，最忌摘句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严重的甚至连那“一点”也背离了事实。
舒芜之作所以受欢迎，引人喜爱，首先在于它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不要说年轻人，就连我们这些年近花甲的人，对周作人到底怎样评价也未必清楚。我是抗战期间上的中学，知道伟大的鲁迅有个不争气的弟弟周作人，竟当了汉奸，如此而已。汉奸当然可恶，可杀，因此理当唾弃。解放以后，偶尔也在旧书摊中买到周作人的书，文字冷漠得别有韵味，也还爱看；他用启明这个笔名翻释的书也买来看。除此之外，在那时的气氛下，加上工作的繁杂，也就根本没有想到存在一个如何评价周作人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历史界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了，提出了好些新问题，新观点，新评价，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点混乱，一些未必正确、未必可以接受的观点。把鲁迅的成就和作用贬得低而又低，蔑称为“鲁货”，甚至替周作人的汉奸罪名翻案，就是其中之一。
《概观》充分肯定了周作人的历史功绩。作为一位作家，他在创作和理论探索方面，“成就和贡献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开创性的，具有周作人的特色而别人无可代替的，将永远成为中国新文学宝库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不仅如此，周作人还在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是几位站在反封建最前列的战士中的一个，也曾经写过为数不算太少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文章。舒芜同时指出，周作人也有不可原谅的罪过，那就是他竟堕落为民族败类汉奸。为了要肯定一个人的功而抹煞他的过，同为了要抨击一个人的过而抹煞他的功，都不是科学，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概观》还以详实的材料，精炼的笔墨，令人信服地剖析了周作人从一个反封建战士堕落为民族罪人的过程。6万字的一本小册子，比同样性质的数十万言专著要写得好，不能不归功于舒芜的功底。
什么叫做学问，怎样做学问，这个问题可以说在一部分人中并未解决好。为了出名，可以故作惊人语，发一些连自己也不明白甚至自知是错误的怪论；用一连串让人读不懂的名词轰炸来镇住读者，故作高深状。诸如此类，都是不正派的学风。《概观》朴实精炼，分析鞭辟入里。例如周作人的小品文如何成为他由前者跨到后者的一座小桥，剖析得就很精辟。周作人的小品文，有很复杂丰富的美。他早期的小品文，例如抗议北洋军阀血腥镇压群众的名文，压缩着极大的悲愤，但又具有蕴藉而诙诡的形式，它不同于严正的申讨文字，却又有一种忘不掉排不去的力量。如果周作人也能象鲁迅那样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不断地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严格地解剖自己，那么，他当然会同样以他独特风格的作品来继续战斗。问题就在这里，周作人始终舍不得留在自己身上的封建主义文化糟粕，不愿有所决裂，哪怕丢掉一根羽毛。他很自信，他只相信自己，他极力要表现那个阴冷的自我。这就使得他的小品文的蕴藉扩展为冷漠，越来越缺少同旧势力的战斗力，终于成为鲁迅批评的那种倦怠和游戏人生，美化黑暗，消磨斗志的“小摆设”。在日本侵略军进占北平的前一天，身居危城的周作人竟有写出《野草的俗名》这种知识小品的闲趣，他怎么可能不变成汉奸呢！
脱离现实，脱离人民，远离斗争，拒绝剖析自己，顽强表现自我——一个充满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消极因素、软骨头的自我，这条路，必然是堕落的路。
骆驼丛书出了好些好书，《概观》就是其中之一。可惜印数太少，在书店里几乎见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