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何忍——哀悼司徒慧敏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苍天何忍
——哀悼司徒慧敏同志
袁文殊
4月4日早上7点多钟，电话里传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司徒今天早上6点50分去世了。”
天哪！这个噩耗终于到来了！他住进医院不几天，坏消息就悄悄地在流传。幸亏我抓紧时间去看了他一次。当时他虽然显得消瘦，但精神尚好，谈起话来还没有什么吃力的表现，所以我心里还希望“出现奇迹”。
记得上次他从外地回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和他开过玩笑，并约时间碰头。可是过了两天，他却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感到很疲乏，想住院检查一下。我连忙说：“这好极了，你是应该休息一下了。”我还想他这个大忙人，只有住进了医院才能找到他，我们要办的事才能细细商量。哪曾想到，如今我这积存在心里的衷情竟是无处可诉了。
他走得太早了。在我们这批年逾古稀之辈的朋友中间，论身体，就属司徒最好。他不但素质好，而且勤于锻炼。早打拳，晚舞剑，兼善游泳和跑步，从不间断。所以夏公也常和他开玩笑，叫他“司徒牛”。的确，生病之前，他的身体真象一头牛，又魁梧，又结实，能吃能睡。谁知道，癌魔残酷，苍天何忍？
司徒慧敏同志早在1932年，就参加了以夏衍同志为首的党的电影小组，对当时的旧电影工作者进行团结、争取的工作。他不但自己从事电影导演创作，同时对电影技术，特别是电影录音进行过刻苦的钻研，为我国的有声电影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带着使命到美国学习电影。全国解放后回到国内，更是马不停蹄地为协助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而奔忙。
在我们的朋友中间，司徒的工作范围是最宽的，他不但担负着电影技术、艺术的领导工作，还承担着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的联络工作。他经常到全国各制片单位去检查和指导电影技术、艺术问题，考虑各种涉外事务，如合作拍片，技术设施，乃至胶片制作的基本建设问题。此外还有广泛的国际友好往来。里里外外，常常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开会到中途不能不退席，赶到飞机场去迎送客人。他常把接见外宾的衣服放在汽车里面，坐上汽车边换服装，边向机场驰去。
十年动乱期间，他同文化部的干部们一起被流放到湖北咸宁，我随各个文艺协会在河北团泊洼。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更不知道情况如何。1975年的下半年，我们才被解除“劳改”，回到北京。那时总算幸运，叫我们每天集中在原文化部的楼上“补课”。这样，我们就又聚到一块儿了。司徒向我讲了许多他在咸宁挑100多斤重的担子走几十里路，和夜间在荒野中看守菜园子的故事。这种经历，尽管各人有所不同，但精神上的遭遇都是一样的，所以一谈起来都能心心相印。
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面临着工作分配问题。我们两人又命运与共，都在文化部电影局坐冷板凳。不做工作本来是好事，但终日闲在那里，确实也叫人发闷。每当上下午，看见走廊里不大有人来往的时候，我们便悄悄地凑在一起，说声：“唉，这怎么得了，简直比在地里干活还难受”。有时在外边碰见朋友谈起来，大家也说好，这样不做工作最好。细想起来也是的，如果他们要你做你不愿意做的工作，就麻烦了。当然，“四人帮”还是要设法贯彻他们的各种谬论的。记不清楚是为了一桩什么事情，刘庆棠到电影局来，硬说什么，“创作题材是不能百花齐放的。”“四人帮”鼓吹的“反题材决定论”是他们加给文艺界的所谓“黑八论”之一，这一次是直接从他们嘴里听到了。当天下班走到沙滩，司徒便憋不住地悄悄说：“今天又听到一个奇谈吧？”我说：“当然是奇谈。”两人只好相顾一笑而已。
过了不久，我因为在拟定艺术处成员名单的问题上得罪了“他们”，很快被调出电影局，到文学研究所去了。从此我和司徒分两处上班，接触也就少了。但是我们还是利用每天早晨散步的时间，在紫竹院公园碰头。一天，他提醒我：“你现在还要注意，看他们下一步还要耍什么花招。”他的阅历丰富，考虑周全，以后我确实不敢大意。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百废待兴，电影局的千头万绪牵在他身上，要不是他有那种坚强的意志和健壮的体魄，早就垮下来了。所以熟悉的朋友都多少看得出来，这时候的“司徒牛”，已经变成“老黄牛”了。
1962年春，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我和他率领一个电影代表团访问日本。司徒早年在日本上学，时隔30多年，这是第一次回去。当时两国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在机场入境时遇到一些麻烦，但种种不快都被日本朋友的友谊冲刷得一干二净。在东京、京都、奈良、神户等地，在日本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中间，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友好旋风。这种情况，除了主人的热情工作外，和司徒慧敏团长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一到日本，许多日本人士除踊跃参加已定的安排活动之外，还有什么校友会、同学会，各种业务座谈会、联谊会等等活动都邀请他参加。常常早上出去访问了一天，晚上回来正要休息、吃饭的时候，旅馆的休息厅里又有人等在那里要求会他。这些人中，有的是多年前的老朋友。
就是这样，到访问结束时，虽然大家都肯定这次访问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还提了不少鸡毛蒜皮的事情。司徒却平静地听着，无论在当时或在后来，他都没有表示过任何怨气。他是20年代参加党的共产党员，在国内国外的风云变幻中，历尽艰苦，襟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愧为一个具有坚强党性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最后，我还是要呼喊：司徒呀！你走得太早了！悲泣无声难成语，泪洒笔底字无形。请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