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朵，期待着银幕之光——第二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评选散记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花朵，期待着银幕之光
——第二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评选散记
李彤
新楼里有一面大镜子
刚刚在电视中看到于蓝同志在全国政协会上为儿童电影呼吁的身影，便听到了第二届“童牛奖”评选的消息。电话里传来这样的嘱咐：不要再到北影厂里那条“童影穷街”去了，到新落成的童影大楼来！
两年前，当北京童影（如今已正式改名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在一片荒地上奠基的时候，他们的困难岂止是没有厂房？队伍就很难组织起来，大厂的摄影师不愿来，只好到外地小厂去请。其原因，大概和很多人不安于当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一理相通。而今呢？
在新生儿一般容光焕发的七层大楼里，于蓝同志宣布了这样的数字：“文革”前17年拍儿童电影（故事片）39部，平均每年不到2.3部；“文革”十年仅拍8部，年均0.8部；1977年至1986年拍了67部，年均6.7部，单说1986年便是11部。还应当记下讲这些话之前，面对着新楼门厅中一面摩天接地的镜墙里反射的景物，于蓝和丁峤同志的一番对话：
“看，我们的天地多大呀！”“对，镜子的那一面也是真实的，那是儿童电影的未来。”
评委里有一群“小油娃”
评委们激烈地争论着，以至担心记者的在场会妨碍他们坦率直言。这里当然存在电影艺术家和教育工作者视角的不同，存在见仁见智的审美差异，但评委们却在这一点上认同：近两年的儿童影片质量普遍提高，好片多才造成评选难，这是好中选优之难。
隔壁会议室里，九个“红领巾”在高谈阔论，一个个胸前竟也都佩戴着“评委”的名牌。年龄：9—16岁；单位：大庆、大港、胜利三油田的中小学生。他们从人物性格，也从演技上品评着角色和演员；他们向编剧和导演提出“富有时代感”、“寓教于乐”的要求；他们稍嫌卖弄地运用着“轻车熟路”、“非他莫属”之类的词汇。他们固然稚气未脱，但也必然故作成熟，以显示不愧为三个油田近十万名小观众中层层选拔出来的佼佼者。
今年春节前后，童影厂的同志把16部儿童影片送到三个油田，直至采油最前线。看过影片，一位大庆的孩子来信说：“我们住在边远地区，从没有看过儿童电影，就象干旱的沙漠特别需要水。是你们带来了滋润沙漠的甘泉，我们感到很解渴……”应当说，评选活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孩子们写影评，投票选举，每个油田都统计出了精确的选票数字。有趣的是，三个油田不约而同，获最高票数的前四名都是《娃娃餐厅》、《小歌星》、《飞飞从影记》和《姣姣小姐》，美术片的首席则都属《黑猫警长》，可见“油娃”所见略同。
这样一种群众投票和专家讨论的结合、儿童评委和成人评委的结合，似乎能够减少一些片面性。它对儿童影片以外的种种评奖是不是也具有启发意义呢？
登上高楼才看得远
大楼盖起来了，队伍建立起来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有了，但仍有难处。被丁峤称为“永远有一颗童心、被时间遗忘的老太太”于蓝，一谈起难处，脸上的皱纹便又加深了。
“经济建设是应当重视经济效益、提倡商业竞争的，但对文化事业特别是儿童电影事业，不是应当看得更远点吗？一张成人电影票三五角钱，而儿童票只能卖一角或五分。儿童电影如果得不到补贴，绝对要被吃掉。可我们人人都有孩子呀！”
于蓝把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过的呼吁又念叨了一遍：一，政府减免童影厂的营业税、所得税到今年为止，希望能继续减免。现在这座大楼和设备的折旧费每年就要几十万元，谁能想到搬进新楼还会有新苦恼呢？二，希望能调动起发行放映系统的积极性。岂止是北京东单的儿童影院基本不放儿童片，全国24家儿童影院都名存实亡了。三，发挥非商业性渠道的作用，把影片送到学校、少年宫中去。据说北京城区的中小学一半以上有16毫米放映机，但城市里又不发行16毫米拷贝，这办法不能改变一下吗？
我想起来童影之前，有人问：“又评什么奖，这几年有什么儿童影片？”答案竟是：不是没有影片，而是难以看到。
现在，第二届“童牛奖”评选结果已经公布。那天站在童影厂楼上，我忽然发现这座新楼的选址颇具象征意义：西、北两面为元大都城墙的遗迹所围，西面土城上还耸立着乾隆题字的“蓟门烟树”碑，那是历史，是昨天。东面是北影厂，南面是电影学院，它们代表着电影事业的今天。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这座白色的大楼，在昨天与今天的簇拥中，不正是未来的象征吗？我真希望与儿童电影有关的人士来这里登高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