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友谊——为纪念艾黎同志来华工作60周年而作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半个世纪的友谊
——为纪念艾黎同志来华工作60周年而作
马海德
193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23岁的青年，出于对中国人民事业的同情，我冒着种种风险，越过重洋，只身来到上海。当我踏上这块土地不久，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便抓住了我的心房，一种难言的痛苦感情久久地伴随着我，并不时地勾起了我对许多问题的思索。
“独在异乡为异客”，那种日子也确实不轻松。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领路人啊！
当时，我一方面行医，一方面努力了解这个社会，探索许多萦绕在我脑际的不解的问题。为了这个目的，我常去一家德国左派朋友开的书店看书，通过书店的主人魏德迈尔女士，我在1934年认识了一位叫做派尔的美国朋友，后来正是他把我介绍给艾黎。我一下子就被这个身材魁梧、目光炯炯有神的新西兰人吸引住了。他的谈吐，他对事物的洞察力，他的爽朗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消说，我非常喜欢他。打那以后，我就常去看望他。接触越多，也就越敬重他。很快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从那时到现在，53年过去了，而我们的友谊经久不衰，并成为我永远前进的一种巨大的原动力。
应当说，同艾黎的相识揭开了我生活史上崭新的一页。不是别人，正是他把我引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我在上海接触的病人越多，发现的社会问题也就越多。你看，一方面是饥饿和痛苦，一方面是挥霍和荒淫。这是何等的不协调啊！我的医学良心驱使我想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然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我的茫然告诉了艾黎。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只劝我去许多工厂做些调查。我照着他要求的去做了。这次社会调查对我思想震动很大。对童工的残酷剥削，可怕的铬中毒，严重的营养不良，凡此种种无不令我触目惊心，我的心长久不能平静下来。正当我苦苦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艾黎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在他那慈善的脸庞上抹上了一层严肃的神情，他说：“所有这些罪恶只是现象，你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首先找到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根子。”说罢，他要我好好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通过同艾黎的多次讨论，使我终于领悟了这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改变中国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就必须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
这就是我从艾黎那里学来的第一课。后来为了满足我追求真理的渴望，他介绍我参加了他领导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使我有机会学习了好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大提高了我的思想水平。
平素同艾黎在一起的时候，他只要一看到什么欺压人民的不平的现象，总是义愤填膺，他对被压迫人民充满了真挚的同情，正是出于这种感情，他曾经收养了7个孤儿，历尽艰辛，把他们扶养成人。对艾黎说来，没有比人民的苦难更令他痛苦的了，他对人民深沉的爱，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斯诺，加深了斯诺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可以说，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也凝聚着艾老的不少的对被压迫人民的感情。
在上海的日子里，艾黎经常利用周末带我到农村去，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普通的农民，了解到中国农民苦难的生活，他的历史知识极为渊博，经常结合农村的实际，给我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注意于不知不觉中为我灌输献身被压迫人民事业的意识。
艾黎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工部局的督察，而他实际从事的却是党的地下工作。有时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坐人力车去运枪支，那沉甸甸的一箱枪支就放在他的脚下。我问过他：“你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他坦然地微笑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告诉读者，他到现在还是个单身汉，他一辈子也没有成过家。他是一个感情非常真挚而深沉的人，他当然也需要爱情，需要家庭。仅仅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才决定独身的。当他年轻的时候，革命形势非常险恶，不允许带有任何牵挂，所以为了排除牵挂，集中精力工作，他决定不组织家庭。就这样，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他牺牲了自己个人的幸福。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的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难怪深知他的宋庆龄同志说：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1936年3月，在宋庆龄同志的领导下，艾黎和格兰尼奇等朋友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旨在宣传抗日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呼声》，他经常约我写稿，这一方面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训练我的写作能力。他希望我这样一位革命医生既能拿起手术刀，也能拿起笔杆子。在他的鼓励下，我也不断的为这家刊物著文。艾黎是一个细心人，常为我提供一些可供写作参考的剪报，而且精心地为我的稿件修饰文字。应当说，在我为《中国呼声》写的文章中，也凝聚着他的不少心血。
时光悄悄地流逝，一转眼同艾黎相交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在他的帮助下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使我认识到要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处境，靠行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今天治好一个人，可这个人吃人的制度在一天内不知造成多少千万人的死亡，所以出路只有一条，诉诸革命。于是，我希望到中国解放区去参加革命。
那是1936年的早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艾黎，彼时他的心情就象东去的黄浦江，浪涛拍岸，一波又一波的拍打着他的心房。眼看着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小弟弟要出征了，他又怎能不激动呢？他紧握着我的手说：“很好！我支持你。”打那以后，他就为我西行事奔走，后来通过宋庆龄同志的协助，我终于踏上了赴陕北的征途，从此两人天各一方。
在延安的日子里，我通过可靠的途径同艾黎仍保持着接触，只是不可能那么频繁了。
1939年12月，艾黎为了在解放区开展“工合”运动，到了延安，这使我们又有机会重逢，当时的心情真难用笔墨形容。在延安相聚的日子里，一有空我们就去打猎，艾黎的枪法好极了，几乎是百发百中。我们一边打着猎，一边漫谈着。艾黎对解放区工作极为关注，问长问短，他还特地谈了对统一战线问题的看法，他的一番议论颇引起了我的重视。是的！革命总是多一些人好！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奋斗。于是，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如何开展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艾黎曾经介绍过一些外国的左派朋友援助中国的革命，他是一位既机智勇敢而又有很大能量的人。
进城后我曾在北京工作，其时艾黎在山丹。他曾邀我去甘肃看看他一手办起的培黎学校，我欣然从命。在这里，艾黎苦苦的经营了9年，什么苦头都尝过了，这才使得这座革命教育的熔炉得以为中国人民造就了一批懂得技术的干部。在甘肃的日子里，他不仅向我讲述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和如何科学地培养干部的措施，还带着我背着一个布口袋四处访古，并借机向我传授中国文化史的知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知，是许多中国专家都为之佩服的。从山丹归来，我的布口袋里装满了各式各样古物的碎片，它们至今还珍藏在我的家中。
1953年，艾黎同志移居北京，从此我们接触得更频繁了。每星期一和星期四下午，我们都要定期聚会，共同在一起度过这两个半天，这是我们定的“雷打不动”的制度。我们利用这两个半天，讨论国际大事，国内形势，用中国同志常用的语言说，这就叫做梳辫子，那么多问题还不够我们梳一阵子吗？我们谈话的内容也极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文学，真称得上是“海阔天空”。即使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我们也照样聚会，彼时，我们讨论的问题更深刻了，从红卫兵运动到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文革”的前景和中国的命运，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全都讨论。我们的命运是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当年蒋介石曾以万金现洋欲买而购不到的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指挥若定的头，在无数冲杀中始终昂首的头，竟被红卫兵用暴力强行压下去，这对尊重历史的人会产生怎样一种心理状态呢？可“四人帮”还叫我们批判这个，批判那个，这能办得到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过痛苦，但从未失去过信心。我们相信，一切都会过去，每次见面我们都互相勉励，并且下定决心绝不写半个字批判老一辈的革命家，所以“四人帮”很恨艾黎和我。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给中国带来了春天，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朝气，我们很为中国的新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当我们每次提到农村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变时，他的脸上顿时闪烁着明亮的光彩，这个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新西兰老人又怎能不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呢？
艾黎是一位感情非常深沉的人，他对朋友、同志的爱是无边的。当我两度因癌症而住院时，艾老没有一天不来看我的，他不仅每天带来一束鲜花，一些小点心和小菜，而且总想方设法给我带来一个这样或那样的好消息。纵然是亲兄弟，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吧！而每逢艾老发病时，我也要守护在他的身边。在我们看来，精神上的相通是最重要的，血缘上的关联与否，又算得了什么呢？
50多年来，每当我困惑不解的时候，他为我指明方向，每当我处于困境的时候，他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每当我面临拚搏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更勇猛地前进。半个多世纪来，我们从未间断过联系，我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理解、互相勉励、互相支持，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坚定地走去。
艾黎同志从1927年来华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60周年了，在这个极有意义的日子里，我回顾了我们之间半个世纪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无非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能够从中更好了解这位国际进步事业的著名活动家、作家、诗人，以便认真的向他学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