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评张廷竹的军事题材小说创作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
——评张廷竹的军事题材小说创作
黄国柱
两年前，客死异乡的落难国民党将军的儿子张廷竹，终于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草绿色军装。其时，他发表的作品已经逾百万字。仿佛是一条本来就在奔涌的急流，又找到了新的落差点，从而带来了更激越的奔流。他那令人羡慕的充沛精力和旺盛的创作欲，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创作个性以及明显的粗疏和局限，都使他有别于其他军人作家。
抛开作家独特的生平经历而去孤立地研究他的创作，是很难全面把握作品的实际内蕴的。在张廷竹的军事题材小说中，令人魂牵梦绕、永难忘怀的，是他从童年起就被打入“另册”，继而在“文革”中变本加厉地受歧视被屈辱的悲惨往事。伴随着那种痛心疾首的“不堪回首”的感伤的，是对于反动“血统论”的切肤之痛。由此，他的作品中渗入了一种深刻的、十分敏感的人格意识，或者说平等意识，个性尊严的意识，或者再毋宁说是一种为了恢复“人”的资格而要和不公平的命运进行抗争的锲而不舍的奋斗的激情和毅力。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尤其是主人公，几乎无一不带有那种高贵和微贱，自信和自卑，不屈和忍从，坚韧和脆弱奇妙地混合统一的精神特征。在长篇小说《阿波罗踏着硝烟逝去》中，主人公林晓晖断然从戎是为了获取他富有的外祖父所无法给予他的政治上的平等和尊严；另一位主人公蔡飞的后母费尽心机告诉他的真理，便是要尽一切努力甚至不择手段地改变自己的低微出身成为有教养的受人尊敬的“人”。在这里，参军入伍，一方面具备了改变命运和前途的实际功利意义，另一方面则被灌注了一种奋发向上的巨大的人生动力和激情。《他在拂晓前死去》中那个“祖父是将军”的宋长庚，《第七个春天》中地主家庭出身的战士三毛，都把穿上国防绿，血洒疆场看成是摆脱“血统论”枷锁之后的一种庄严的报答，获得政治解放之后的一种珍贵的精神补偿，为此，他们甘愿牺牲一切世俗的享受和乐趣直至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这和他笔下的另一类为脱去军装而山呼“解放”的人物形成了鲜明而尖锐的对照，透露出相当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张廷竹笔下并没有出现类似《红与黑》中的于连、《人间喜剧》中的拉斯蒂涅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可爱的主人公们大多有一颗信守“害人之心不可有”的道德劝诫的善良的心灵，因为这上面有过去屈辱的阴影而反衬出更耀眼的亮色。一如已被后母塑造成型的蔡飞面对受自己挤兑而落魄的战友发出由衷的忏悔，体现了作者把人格意识升华为更高远的道德选择的企图。
张廷竹在开掘、表现这种他感受很深的人格意识、平等意识的底蕴时，是和他对于作为职业军人的“家父”、“爷爷”们的遥远的或惨淡或辉煌的回忆、追述紧紧联系起来的。这不仅使他的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升腾起一种明显的掺杂了怀旧情绪的自豪感，而且创造了一种对军人职业的痴迷和执著的氛围。把军人的职业及其事业神圣化、崇高化的结果，是使他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具有某种历史积淀的深厚内容的军人意识。军人意识的强化，在新时期军事文学中并不鲜见，使张廷竹有别于其它作家的，不是诸如上官云海、林晓晖、蔡飞、宋长庚、洪明生这样一些几乎视军人的事业为生命的军人形象，而是他所塑造的另外一种形象，即如《兵趣》中的邢一凡的形象。这个在十年浩劫的风暴中被卷入社会最底层的“军人世家子弟”，连当基干民兵、摸摸枪的资格都被剥夺了。然而他的一切看去近乎乖张的言行却无不表明一种鲜明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军人风度，他的精通世界战争史、通晓战术、战役、战略的学问，娴熟于各种步兵武器的分解操作，以及受到军队高级军事机关重视的军事学术论文（他甚至因此而终于被“特招”为基干民兵）……无异于黑沉沉的背景上一道耀眼的关于“兵”即军人的理想之光。这篇小说的内蕴也就超越了那种对摧残人的尊严的反动“血统论”和十年浩劫的批判性反思，而赋予军人以一种民族精英的象征意义。从而把那种刻骨铭心般的对军旅生涯的向往推向了极致。
显然，张廷竹的军人意识，相当大的成份是一种“军人世家”、“军人后裔”的意识。应该说，他的小说在表现这一类题材时历史感还是比较深厚和强烈的。比如中篇小说《黑太阳》，从结构和表述上就表现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交错和勾联，一种内在的融会和重合，“我”——现实中的、艺术虚构中的已经几乎无法区分——的深深的介入，强化、深化了作为军人后裔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这里，作者并没有回避对于父辈们作为旧军队成员的种种恶行的批判，无疑看到了这支旧军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的深深的悲哀。但他对于旧军队、旧军人的本质仍应该投注更为冷峻的批判眼光。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历史分寸感。
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旧军人们应该怎样抉择自己的前途，或者说他们的抉择被历史检验之后的答案如何，始终是张廷竹的作品中所关注的一个重心。《路其远兮》就更多地描写了解放前夕倒戈起义的国民党旧军人30多年来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当然，即便在主人公范德臣最倒霉的时候，他周围也没有完全丧失善的同情和温暖，而这一切正来自于底层善良的平民百姓。这种来自底层的真、善、美最终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相融会，才能使范德臣们不至于彻底毁灭，这个结论导致了小说往往以悲剧始而以喜剧终的饶有兴味的格局。
我们不难发现，当张廷竹在和他的英豪的或是并不英豪的父辈将军们对话的时候，在和杭州众安桥小巷里以及浙东农村里普通人周旋的时候，他是生气勃勃、左右逢源，应对裕如的，但当他一旦企图在更概括的角度上透视当代军人的精神世界时，便显露出某种程度上的窘迫和促狭。通观近年来他的数量可观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题材的小说，尚缺乏那种更富于独创性的气象和景观。就人物及其互相关系的构建来看，无论军官还是士兵形象，其主要者无不是来自西子湖畔、富春江边的浙江籍贯，有的作品，如《第七个春天》则几乎就是作家在杭州上小学时人物关系在战场上的扩展和延伸。当然，问题还不在于这种表面层次上的视界的局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题材的创作在总的立意上并没有跳出同类题材的窠臼。如何从这种雷同和狭窄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不仅是张廷竹，也是不少的军事文学作家所面临的共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