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时代感与创新意识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时代感与创新意识
魏天祥
文艺上的某些最基本的要求，其实是纵贯古今的。这些要求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因而也是颇具生命力的。例如，“辅时及物”“意新语工”就是具有借鉴意义的文学观点。“辅时及物”是柳宗元的一个重要文学思想，意思是文学作品应有益于世道人心，符合客观实际。抛开它所包含的“文以载道”那部分传统内核不谈，仅就强调文学与现实的联系这一环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意新语工”则是梅尧臣对诗歌创作的一种要求，意思是诗歌创作不仅在内容上要说出新东西，“得前人所未道者”，而且语言表达上也应尽善尽美。
“辅时及物”与“意新语工”，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对文学创作的某种基本要求。前者偏重于作家的社会责任，后者偏重于作家的艺术功力。我们现在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或社会效果和审美价值，也依然是从这两个方面去寻找合力。
两个方面的要求应当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创作实际中，却常常极难求得二者的完美统一。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以为主要是忽视“辅时及物”的倾向较为突出，一些作者或多或少地淡漠了这一点：对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主要取决于作家描绘的那个世界与他们生活其间的现实有多少深刻的联系。
我以为，对于这种现象，是可以作一些具体分析的。一方面应该承认，要使文学作品更直接地介入社会生活，确实会碰到往往令人始料不及的难题；另一方面，作家们也要克服创作道路上的某些心理障碍。
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只有远离眼前的政治，作品才能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文艺史上，的确有一些在看似模糊的时代背景下，注重表现某种人生哲理的作品成了传世之作。但这并不能认为这就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如果不以这个时代最使人们焦灼和关注的重大问题为选材立意之本，作家如果不从自己这个时代的生活中体验灵与肉的冲突，就不可能产生所谓“超越现实”的文学价值。任何“永恒的文学主题”，爱情也好，人性的善与恶也罢，或者更为玄远的宇宙意识、忧患意识、悲剧意识……如果不从作家生活的时代汲取灵感，也就失去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遑论久远？古往今来的文学史证明了这一点。时间的考验愈长久，这种关系显现得也愈深刻，愈清楚。即如詹姆斯、乔伊斯、福克纳这样的非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们的作品的时代性不也日益强烈地显现出来了吗？
对文学的时代感的漠视，必然要影响到对艺术创新的理解，也不能正确去解释“意新语工”的内涵。这方面，除了要关涉到作者对文艺创造源泉如何理解的问题，“创新”应以什么为出发点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艺术手段的作用和价值等问题。但从文艺评论方面来说，是否也存在对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判断失当，以至求全责备的问题呢？
毫无疑问，对于写四化、写改革的作品，及时地指出其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或苗头，是非常必要的，在这类作品中，也的确露出了模式化、概念化的端倪。为了防止指责过严的情况发生，更为准确地把握公式化的尺度，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具体区分：
第一，究竟是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的雷同，还是题材上的同一。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的雷同，势必使艺术失却创造的品格，作品也无“新意”可言。这种雷同是广大读者最为不满的。但题材上的同一，却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同一题材下面，仍然可以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意新语工”的作品。
第二，究竟是具体情节和意蕴的雷同，还是时代性主题的同一。具体情节和意蕴的雷同，是指作者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没有新的突破和超越，作者对生活的认识还停留于表层，缺乏对现实的深入理解和新的审视角度。而时代性的主题却是文艺创作带规律性的现象，一个时代存在着众多文艺家共同关注的社会课题，必然要形成时代性的总主题。文艺作品在这个主要社会课题下的主题同一，是具有必然性的。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有可能以“奇”为新，以“怪”为新。有的同志认为，从《乔厂长上任记》以来，所有反映变革的作品，都是一个套套，都没有突破。我以为，这类不作任何分析的批评就混同了时代性主题的同一，与具体情节和意蕴雷同的界限，不利于这类作品的生存和发展。
第三，究竟是人物关系的雷同，还是处在特定阶段社会生活律动的同一。人物关系的雷同，是将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人物遭际，纳入一个用滥了的故事中，致使改革带来的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被导演成一出庸俗的悲喜剧，产生不了任何慑动人们心灵的力量。而处在特定阶段的社会生活的律动，却是无法超越、无法“创新”的。一定阶段社会生活的内在机制正是现实主义文艺家力图要揭示的东西，文艺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揭示它，去一点一点地增添对它的感受和认识，却不能脱离时代的大格局、大趋势去另外写出一套“新意”。我们不能要求文艺家违背时代的基本特点和生活本身的规律去创造出那种“全新的”形象体系。如果每部作品都写出了与众不同的时代特点和生活规律，那么时代的特点和生活规律也就成了不可思虑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说凡是在总体上与时代特点切合的作品，都是公式化。事实上，在这一总的特点之下，仍然包涵着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艺家依旧有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