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楷模——纪念李大钊同志就义六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楷模
——纪念李大钊同志就义六十周年
王光远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英勇就义，至今已60年了。李大钊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他第一个吹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进军的号角，并为此奋斗终生。李大钊同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事业的缔造者和维护者，他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推动了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堪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楷模。
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李大钊同志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提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共产党应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策略，为此，共产国际多次派人到中国来。在1920年维金斯基来中国与孙中山见面之后，1921年，马林又来中国，经李大钊介绍，由张太雷陪同去桂林会见孙中山。1922年8月，在专门讨论国共合作的西湖特别会议上，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的李大钊，积极赞同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8月20日，李大钊在林伯渠陪同下，专程去上海会晤孙中山，进行了多次“极为融洽”的交谈。大钊同志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久，苏联代表越飞来华，又由李大钊陪同去上海，举行了有名的孙越会谈。
1923年4月，李大钊在《向导》上发表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提出为建立“一个同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6月，李大钊同志去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会议期间，孙中山特邀李大钊会见，进一步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迅速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特任命李大钊、廖仲恺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2月，李大钊应邀去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亲自主持会议，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李大钊任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党团书记，又被中山先生指定为五个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28日的会议上，趁孙中山没有出席大会之机，一些右派公然提出，在党章上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同志当即发表了《意见书》，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们之加入本党，是为了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固有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同志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二
“一大”后，李大钊同志回到北京，根据国民党第一次执委、监委会议决定，与中央执行委员王法勤、丁惟汾、于树德、石瑛等人一起，于4月20日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负责领导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绥远、内蒙古、山西、甘肃、新疆及北京、哈尔滨15个省市的党务，并在北京染织局二十九号设立了办事处。李大钊担任组织部部长。于树德、蔡和森、王尽美、张昆弟、褚雪松、缪伯英、陈毅等同志都先后参加了执行部的工作。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在北方很快建立了一批国民党省市党部，国民党员迅速发展到14000多人，仅北京一地就有2600人。由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加入，国民党内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当时的北京是北洋政府直接控制的首都，充满了白色恐怖。5月21日，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等同志，反动政府立即下令搜捕，李大钊被迫剃掉胡子，扮成生意人模样，偕子李葆华去昌黎五峰山避难。这时，中共中央决定，任李大钊为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6月，共产国际“五大”召开。在第22次会议上，李大钊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着重介绍了帮助国民党改组及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经过。他指出：“我们在国民党中间的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并把它引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我们在国民党中间把‘左’派拉到我们这一边，从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会后，李大钊留在莫斯科，任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三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他一面请段祺瑞组织临时执政府，一面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使北方政局发生了复杂的重大变化。这时，李大钊奉命由莫斯科回国。
李大钊回到北京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他一身二任，担任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的领导工作。他充分运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团结最大多数群众，扩大革命势力，促进了北方革命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为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而斗争。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发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主张立即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成立临时国民政府。年底，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空前的盛大欢迎。1925年1月4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联合各进步团体，成立了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李大钊作了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的讲演。2月1日，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召开了善后会议。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为会议领导人之一，在会上多次讲演。这次会议历时一月有余，它教育了群众，揭露了敌人，宣传了革命主张，对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积极作用。
孙中山病重期间，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成中央政治会议，代他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实为最高决策机构，李大钊是委员之一。
第二，声援五卅运动，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群众运动。
上海五卅运动发生后，引起北京各阶层群众的极大愤慨，李大钊通过北京执行部，联合各进步团体，迅速组织群众，学生组织了“沪案雪耻会”，工人组织了“工人雪耻会”。6月5日，又成立了有480多团体参加的“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
6月3日，北京有5万人示威游行。10日，有20万人在天安门召开“北京国民大会”，会后冒雨游行20里。25日为全国总示威日，北京有30万人冒暑游行6小时，奔走数十里，声威势壮，震动全国。30日，又有500多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邀请国际友人参加。同时，北京学生罢课达三月之久，这些斗争给了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第三，领导反关税会议的斗争，发动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
1925年10月，段祺瑞政府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相勾结，召开了所谓“特别关税会议”，妄图借此捞取更多的利益。为了反对关税会议，北京执行部联合200多团体，连日在天安门召开大会，散发宣传品，11日，又连续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有两次曾同警察发生冲突，于树德同志受重伤。
在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中共北方区委鉴于段祺瑞政府摇摇欲坠，奉系军阀忙于应付郭松龄倒戈事件，国民军同情革命，决定发动一场驱逐段祺瑞的首都革命，并取得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支持。11月28日，数万群众集合在神武门，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整齐雄壮，李大钊亲自领队包围了执政府，后又包围了段祺瑞住宅。第二天，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只是由于国民党右派的阴谋破坏，国民军转变了态度，使这次革命未能成功，但它教育和锻炼了广大群众。
第四，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孙中山病重时，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于3月8日，在北京组织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总章中规定“跨党者不准入会”，妄图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排挤出去。在3月1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李大钊严肃地指出，对同志俱乐部的活动，非设法抵制不可。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更加猖獗。8月20日，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后，国民党右派便纷纷北上。10月14日，林森、邹鲁率外交代表团到京，公然指责广州国民政府，于10月25日，趁北京执行部的人员去天安门开会之机，查抄了执行部。11月23日，他们在西山碧云寺中山先生灵前召开了西山会议，公开反对三大革命政策，宣布开除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会后，在北京南苑园一号另立伪执行部，并要党员到他们那里重新登记。每次群众运动，他们都另搞一套，与北京执行部对立。
李大钊同志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给予了坚决的回击。1926年1月1日，专门在北京执行部举行了升旗典礼，李大钊做了题为《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讲。经过艰苦的斗争，使国民党右派完全陷于孤立。一次他们组织游行，只有七杆小旗八个人参加，最后只好把伪执行部自行关闭了事。当时，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国民党内出现了两个中央（一个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在上海），许多基层组织也都发生了激烈分化。唯有北京执行部取得了反击右派的胜利。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取消各地执行部的决议中，对北京执行部的工作给予了表扬和肯定。
第五，领导“三一八”反帝运动。
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赶走京津地区的国民军，段祺瑞勾结张作霖，请奉军再次入关，从北面进攻国民军，由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吴佩孚从南面进攻国民军。全国人民甚为愤怒，立即掀起了一个反日英、反张吴的运动。北京各界群众数万人连续在天安门召开反日讨张国民示威大会，2月27日，又召开反英讨吴国民大会。
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公然开进大沽口，与国民军发生炮战。16日，日本纠集英、美、法等八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防，限48小时答复。当晚，北京执行部开会决定，督促段政府严重驳回无理通牒。17日，又召开150多个团体开会，决定18日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李大钊、徐谦等人任主席团。第二天，数万群众集会于天安门，会后组织示威游行，李大钊亲持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卫队的血腥镇压，当场打死47人，重伤2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同志头部和双手负伤，曾一度被捕，因回答机警才得以脱险。
惨案发生当天，段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发出了通缉李大钊等人的命令。两三天后，李大钊不得不率领国共两党人员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继续进行地下斗争。
四
随同李大钊同志迁入旧兵营的共产党人有于树德、陈延年、陈乔年、范鸿勃、刘清扬、杨景山、陶永立等人，国民党人有丁惟汾、路友于、邓文辉、谭祖尧、张挹兰等人。
4月9日，国民军赶走了段祺瑞，但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国民军又退出北京。16日，张作霖进占北京。24日，即下令封闭了《京报》馆，枪杀了主编邵飘萍，5月，又枪杀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京师。在此情势下，国民党领导人徐谦、顾孟余、陈友仁、丁惟汾等相继离开了北京。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党也将陈延年、陈乔年、陈毅等许多同志调离。从此，国共两党领导责任的担子，都落在了李大钊一人肩上。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革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1926年冬，北京各进步团体组织了“左派联席会议”，更有力地推动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这时，国共两党在组织上进一步发展，到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由300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员由2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
这一时期，李大钊还派许多同志深入广大农村开展斗争，又派不少干部去国民军，作冯玉祥的工作。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有力地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1927年1月25日，成立了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李大钊同志担任领导工作。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奉系军阀更加惊恐，疯狂地逮捕革命进步人士。在险恶的环境下，不少人劝李大钊暂离北京，中共中央也考虑将他调离，但他表示：“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1927年4月6日，穷凶极恶的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默许下，派军警、特务袭击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同志。在狱中，李大钊遭到各种严刑拷打，但他毫不动摇，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他写了一篇《自述》，讲了参加国民党后的情况，绝口未谈我党之事。4月28日，奉系军阀悍然不顾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对李大钊同志秘密处以绞刑。大钊同志大义凛然，从容就义。与李大钊同时牺牲的还有共产党员范鸿勃、谭祖尧等及国民党员路友于、张挹兰等，共20人。
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60年了。60年来，我们继承李大钊同志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但是，台湾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出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号召，作出了“一国两制”的英明决策。我们一定要以李大钊同志为榜样，争取早日实现新的国共合作，使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得以团聚，完成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