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伪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论作伪
陈漱渝
清明节前，北京安外立水桥垃圾消纳场浓烟升腾，6000多条冒牌香烟霎时被化为灰烬。广大消费者无不拍手称快。与此同时，电视台又特邀烟草专卖局的同志讲解识别“名牌烟”与“冒牌烟”的方法，观众从中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少数不法分子出售假药、假酒、假烟及其它赝品的行径无不充满义愤，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采取的断然措施无不欣然叫好。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人们对于另外一些领域出现的赝品则容易掉以轻心，——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有这种情况。
比如，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批评的“芸生”，明明是宁波人邱九如，但有人竟诬指“芸生”为瞿秋白烈士。1920年4月7日下午，青年毛泽东明明是去北京八道湾拜访周作人，而鲁迅此时正在教育部参加会议，这在周氏兄弟当天日记中都有明确记载，但有人却硬说毛泽东拜会的是鲁迅。这种说法被人识破之后，又有人说当今某权威学者吟诗支持“毛鲁会见”的意见，并将诗作公诸于报端，但函询某学者，得到的答复却是：他这首七律是解放前题于友人扇面的，跟当今文坛任何论争均无干系，更不是一种学术表态。前些时候，还有人公布了两份有关周作人的“访谈记录”，但一位被访问者公开撰文声明：“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人对我采访……这篇所谓访问纪要并未经我阅看签字，我也未见过×××（按：“访问者”之一）其人，发表时我也没听说”；另一位被访问者也郑重声明，他从未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所谓“访问纪要”严重失实。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作伪并非“新潮产品”，而是古已有之。因此，有些学风严谨的古代学者倾毕生精力从事史实的考订工作，如乾嘉时代的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撰写的《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札记》，至今仍被列入中国史学名著之林，得到有识者的赞赏。作伪更不是华夏特产，类似的伪作在西方更屡见不鲜，因此，西方评论家将伪件制作称为“第十女神”，与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九位姊妹神相比，她显得更为忙碌。前些年轰动一时的《希特勒日记》，就是一件典型的赝品。恩格斯在《〈爱尔兰史〉的片断》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73页）。
单纯的义愤决不能代替科学，但伪科学却不能不激起一切正直的人们的义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无情斥责了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时就已显现出的说谎才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也严词谴责了假科学的典型代表之一——杜林。鲁迅生前，曾上过善于伪造史料，骗取文稿的文痞史济行的当。在《且介序杂文末编·续记》中，鲁迅讲述了自己受骗的经过，并告诫我们：“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就可能误入“卑劣者的圈套”。作伪与辨伪的斗争，不同于一般的学述论争。对作伪的行为进行揭露和谴责，跟在百家争鸣中保持和风细雨的气氛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我们不能不讲是非只论态度。离开了是非标准，是无法正确判断态度好坏的。正如鲁迅所说：“谩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花边文学·漫骂》）。
伪作似乎可以乱真，但必然会在某些环节露出破绽。1983年，某处曾标价4500元出售署名“范曾”的《钟馗震怒图》，但行家却能从落款位置、印章多少、内在神韵等多方面看出这是假货。古语云：“吃一堑，长一智。”偶被欺蒙是难免的事情，关键是应从中吸取教训，总结规律，增强“防被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