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瞿林东
中国古代史书较早出现的成型的著作是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司马光《资治通鉴》则是这种体裁的史书在古代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编年体史书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在这方面刻意下工夫的人似乎并不是很多的。而各种“大事年表”的编辑和流传，说明社会对这一类史书是非常需要的。当然，大事年表同编年体史书并不是一回事，而在这二者中间似乎也还有一种形式存在着。最近，读了张习孔、田珏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北京出版社出版，以下称《大事编年》），我以为此书似可看作是这种中间形式。
《大事编年》是一部五卷本、约300万字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是类似历史大事记的书。但是，如果从探索编年体史书的新内容、新形式来说，它无疑是近年来在这方面的一个新创获。这种新创获，在本书第一卷（远古至东汉）已初步显示出来。首先，它把传统的编年体史书的视野拓展开了。传统的编年体史书有很高的成就，但其内容主要是记述政治、军事活动，经济、文化方面则比较简略。本书编著者在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着意加强了对经济、文化的记述，从而丰富了编年体史书的内容，使读者便于窥见中国历史演进的全貌。如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最可靠的记录（前613年），关于铜绿山铜矿的记载（前606年），关于黄河改道的最早记载（前602年），关于《考工记》的写作（前476年），关于其他许多经济、文化、科学活动都注意收录。
其次，《大事编年》在表现形式即编纂体例上也很有特点：以编年为主，兼取纪事本末之长，使二者自然地结合起来。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以事目为纲，同时在事目与事目之间、在同一事目之内又略按时间顺序编排和记事。本书编著者在吸收纪事本末体的长处方面，显示出一定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如关于远古时代，在考古年代之下胪列若干事目（如“元谋人”及其文化、“北京人”及其文化等）来表述历史发展的过程。又如在已经有了准确记年的时代，则往往对若干重要历史事件详载其始末，而不限于某年、某月之内，象“赵括败于长平”（前260年）、“鸿门宴”（前206年）等，都叙述详细而生动。各种体裁的交叉和渗透，这固然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之一，但要把这种交叉和渗透运用于编写整个中国历史，则仍然需要有新的创造。
《大事编年》还有一个特点，是便于读者使用。比如，它所记述的每一个大的历史阶段，都包含大事编年、年表和主要参考书目三个部分，这一方面表明本书所用资料的来源，增强了读者对它的信任感；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三个部分的结合，使它能够适合于不同读者的需要。又如，对于冷僻的字则注明音义，对于古地名则注出今地，对于一事异说则注明本书之所据或兼注他说。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读者检索、查对之苦，反映出编著者的平实的学风和为读者着想的愿望。
总的来看，《大事编年》是一部有价值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它被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是必要的；对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是会有所裨益的。当然，《大事编年》也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一是内容方面，有些大事还没有明确反映出来，如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前648年），实为当时戎、夏关系史上一件大事，本书未作重要事件处理。二是体例方面，有些地方还不一致，如春秋诸大战，多载明交战双方国名，而长勺之战（前684年）、城濮之战（前632年）则未书交战双方国名。这些小疵，无伤大雅。如果编著者以为尚有可以参考之处的话，将来亦不难订正。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这部大型资料性工具书早日出齐，以满足社会各方面读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