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性 民族性 艺术性——1986年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漫议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时代性 民族性 艺术性
——1986年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漫议
白崇人
1986年，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喧闹的文学浪潮中显得有些沉寂，似乎没有多少引人注目的作品。但我们只要认真回顾一下，却发现她正扎扎实实地在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相结合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这一年里，面对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奔腾洪流，面对着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面对着五光十色的文学现象，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都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开拓着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新天地。
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的不少作品从现实生活切入，注重反映改革年代的历史变化。改革之风席卷全国，民族地区也不例外。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域、经济、文化以及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加之少数民族人民背负着比汉族人民更为沉重的历史负担和思想负担，所以改革在民族地区有着特殊的经历和超常的艰难。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不再满足对改革做一般化或公式化的展现，而是注意开掘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寻求和把握民族地区改革的独特内涵和形式，从而反映出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革。例如《大漠歌》
（蒙古族阿云嘎）以深沉的笔调写出一个牵驼人的命运悲剧：别人已经用汽车运送货物，而他却仍囿于古老的思想禁锢和职业陈规，这不但使他失去了爱情，而且也失去了享受现代文明的机会。又如《逼婚》（苗族李必雨），通过一个景颇姑娘因传统习惯势力的干扰经商失败的故事，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民族迈向新生活勇往直前的精神和步履的艰难。而《追星赶月》
（蒙古族佳峻）为我们描绘了蒙古族改革者特有的聪明才智和斗争艺术。《香岛》（仫佬族海涛）、《落日》（维吾尔族祖尔东·萨比尔）则描绘了民族地区改革的生活画面，揭示了改革给人们思想带来的巨大冲击。
伴随着当今小说创作中的历史文化因素普遍增强，特别是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从本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点，发掘和发扬文化底蕴，使一些作品的透视力和纵深感得到强化。一些作家对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认识到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于维系民族的团结和促进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传统是在千百年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延续下去。张承志（回族）的《辉煌的波马》以真挚的感情描绘了一个回族老人和一个蒙古族老人善良纯朴的心地和坦荡磊落的胸怀，赞美了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和对自己信仰的坚贞，表现了作家这样一种信念：时代潮流虽将吞噬过去，但一个民族的传统美德将发扬光大。赵大年（满族）的《西三旗》以幽默的笔墨刻画了一对严守古礼的满族老人的复杂心理。他们那些近似可笑的迂腐行为的背后，却埋藏着民族尊严和高尚的思想境界。此外，如《天鹅》（蒙古族孟驰北）、《远方的篝火》（哈萨克族吾拉孜汗·阿合麦德）、《猎鹿人的故事》（藏族阿来）、《布朗迪和他的妻子》（景颇族岳丁）、《远方，高高的阿佤山寨》（佤族董秀英）等都表现了对自己民族传统美德和悠久历史文化的颂扬和向往。可贵的是，还有些作品虽然重点是探寻自己民族的历史进程，寻找自己民族的古老英灵，但其主旨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而是为了唤起民族的自尊和自觉，激励自己的民族向着光辉的未来挺进。
揭示、剖析甚至鞭挞自己民族的弱点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在1986年中大批出现，构成了一种新的创作趋向。开放、改革极大地冲击着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秩序和思想观念，在人们的心灵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先进与落后、改革与守旧、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以各种形式或隐或显地较量着。揭示、剖析甚至鞭挞阻碍自己民族腾飞的那些陈俗陋习，那些旧思想、旧观念，就成为民族作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作家不是展览和把玩民族的旧习陋俗，而是放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寄予深情和热望。例如扎西达娃（藏族）的《去拉萨路上》、鲍义志（土族）的《神仙淖尔》等从不同角度揭露了与历史前进水火不容的落后与愚昧。孙健忠（土家族）的《舍巴日》用荒诞的形式展现了土家族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当前土家地区新旧杂陈、相互冲突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新生力量必将战胜腐朽力量，新的思想观念必将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历史必然性。这些作者是怀着挚爱之情来剖析自己的民族，因而不论是揭示还是鞭挞，都不失其真诚和真情。
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的题材领域的拓展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军事题材的作品不但数量增加了，而且质量也有提高。如马犁（回族）的《生与死》、王安（满族）的《静静的山谷》、索朗仁称（藏族）的《透过硝烟的幕》、马宝康（回族）的《朋友，你没说错》等写得有声有色，激动人心。这些作品都着力于揭示人民战士的内心世界，讴歌了人民战士美丽的心灵和崇高的情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
1986年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的艺术质量有了普遍的提高。少数民族作家对艺术的探索精神仍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出现了一种可喜的势头，就是对学习借鉴国外的各种表现方法减少了盲目性，对继承民族文学传统增多了自觉性。从创作实践看，那种赶时髦、追新奇、生搬硬套外国的一些表现方法的现象有了很大转变。不少作家在认真考虑如何把继承民族文学传统和学习、借鉴各种新的表现方法更好地结合起来，有助于五彩缤纷的艺术风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