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难写是精神”——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丹青难写是精神”
　　——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陈子谦
二、史与诗
书不可尽信，首先因为书有不可信、史有不可信者。而书有可信、史有可信者，恰恰在“神”不在“迹”，因为存“迹”容易而传“神”难。王安石《读史》诗云：“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就指的是所存之“迹”难信，而可信之“神”难传。
历史学算是最先争取“科学性”的学科，被人们奉为“信史”。不少人征文考献，不知存疑，只管传信，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结果是“弥近似而大乱真”，将神话、寓言、掌故、小说、院本和诗，当成了历史。钱先生则以求真的精神，指出历史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一面，抵隙披瑕，还历来的存
“迹”之书以某种“虚构存在”的本来面目，从而告诫我们“不尽信书”。
在《谈艺录》里，钱先生针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论，指出经史子集莫非存迹之书，显示了他卓绝的“史识”，传了历史难传或不传之“神”。我国明清两季，王阳明、章学诚、龚自珍等学者，竞竞于经史之辨，一只知“经”可示“法”，一仅识“经”为“政典”，龚之《古史钩沉论》也只说“诸子”出于“史”。钱先生则认为，经、史、子、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哉。”王阳明曾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即三代史，五经亦即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存其迹以示法”。“五经”或“六经”皆史的说法，应首推王阳明之论“最为明切”，但他这种以为经、史所载各异，而其“训戒”之用相同的说法，被钱先生指为十分浅陋。所谓“存迹示法”，只是说了事就是道，史可以当作经来看，而并没有说明经也是史，道也是事，“示法者亦只存迹也”。钱先生说：“道乃百世常新之经，事为一时已陈之迹。”《庄子·天运》篇记老子言：“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书，轮扁说圣人之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荀粲传》记荀粲之言，说“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可见“六经”为存迹之书，早已是道家常谈。只是，我国古人“立言”，常含而不露，蕴而未发，经钱先生而发挥透彻，才有如下卓见明论：
经本以载道，然使道不可载，可载非道，则得言忘意之经，尽为记言存迹之史而已。且道固非事，然而孔子言道亦有“命”，道之“坠地”，人之“弘道”，其昌明湮晦，莫非事与迹也。道之理，百世不易；道之命，与时消长。此宋儒所以有道统之说，意谓人事嬗递，初无间断，而斯道之传，每旷世而持久，经也而有史矣。
可见，载道是一回事，所载之道又是一回事。这种“得言忘意”之经，所“得”者是“非道”，所“忘”者是“不可载”之道，所以和“记言存迹之史”没有什么不同。“道之命”有消有长，有升有降，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被弘扬，或被淹没，但“道之理”却是世世代代不会改变的，载“道”之“经”，变而为传“道”之“史”了。有“斯道之传”，便有所谓“道统”之说。“道统”之统，不仅指“传统系统之统”，而且也指“一统正统之统”，“故攘斥异端，以为非道，此所谓正统也；而复包括异端，谓其说不外吾道，此所谓一统也。李元纲《圣门事业图》第一图曰：‘传道正统’，拈出‘正’字，大可玩味。”有“正统”就有“正史”，封建载道之“经”，就成为传封建之道的“史”了，其所载不是“非道”吗？所以钱先生说：“夫言不孤立，托境乃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典章制度，可本以见一时之政事；六经义理，九流道术，征文考献，亦足窥一时之风气。道心之微，而历代人心之危著焉。故不读儒老名法之著，而徒据相斫之书，不能知七国；不究元祐庆元之学，而徒据系年之录，不能知两宋。龚定庵《汉朝儒生行》云：‘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