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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难写是精神”——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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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7-05-13
第8版(副刊)
专栏:

“丹青难写是精神”
  ——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陈子谦
二、史与诗
书不可尽信,首先因为书有不可信、史有不可信者。而书有可信、史有可信者,恰恰在“神”不在“迹”,因为存“迹”容易而传“神”难。王安石《读史》诗云:“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就指的是所存之“迹”难信,而可信之“神”难传。
历史学算是最先争取“科学性”的学科,被人们奉为“信史”。不少人征文考献,不知存疑,只管传信,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结果是“弥近似而大乱真”,将神话、寓言、掌故、小说、院本和诗,当成了历史。钱先生则以求真的精神,指出历史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一面,抵隙披瑕,还历来的存
“迹”之书以某种“虚构存在”的本来面目,从而告诫我们“不尽信书”。
在《谈艺录》里,钱先生针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论,指出经史子集莫非存迹之书,显示了他卓绝的“史识”,传了历史难传或不传之“神”。我国明清两季,王阳明、章学诚、龚自珍等学者,竞竞于经史之辨,一只知“经”可示“法”,一仅识“经”为“政典”,龚之《古史钩沉论》也只说“诸子”出于“史”。钱先生则认为,经、史、子、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哉。”王阳明曾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即三代史,五经亦即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存其迹以示法”。“五经”或“六经”皆史的说法,应首推王阳明之论“最为明切”,但他这种以为经、史所载各异,而其“训戒”之用相同的说法,被钱先生指为十分浅陋。所谓“存迹示法”,只是说了事就是道,史可以当作经来看,而并没有说明经也是史,道也是事,“示法者亦只存迹也”。钱先生说:“道乃百世常新之经,事为一时已陈之迹。”《庄子·天运》篇记老子言:“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书,轮扁说圣人之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荀粲传》记荀粲之言,说“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可见“六经”为存迹之书,早已是道家常谈。只是,我国古人“立言”,常含而不露,蕴而未发,经钱先生而发挥透彻,才有如下卓见明论:
经本以载道,然使道不可载,可载非道,则得言忘意之经,尽为记言存迹之史而已。且道固非事,然而孔子言道亦有“命”,道之“坠地”,人之“弘道”,其昌明湮晦,莫非事与迹也。道之理,百世不易;道之命,与时消长。此宋儒所以有道统之说,意谓人事嬗递,初无间断,而斯道之传,每旷世而持久,经也而有史矣。
可见,载道是一回事,所载之道又是一回事。这种“得言忘意”之经,所“得”者是“非道”,所“忘”者是“不可载”之道,所以和“记言存迹之史”没有什么不同。“道之命”有消有长,有升有降,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被弘扬,或被淹没,但“道之理”却是世世代代不会改变的,载“道”之“经”,变而为传“道”之“史”了。有“斯道之传”,便有所谓“道统”之说。“道统”之统,不仅指“传统系统之统”,而且也指“一统正统之统”,“故攘斥异端,以为非道,此所谓正统也;而复包括异端,谓其说不外吾道,此所谓一统也。李元纲《圣门事业图》第一图曰:‘传道正统’,拈出‘正’字,大可玩味。”有“正统”就有“正史”,封建载道之“经”,就成为传封建之道的“史”了,其所载不是“非道”吗?所以钱先生说:“夫言不孤立,托境乃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典章制度,可本以见一时之政事;六经义理,九流道术,征文考献,亦足窥一时之风气。道心之微,而历代人心之危著焉。故不读儒老名法之著,而徒据相斫之书,不能知七国;不究元祐庆元之学,而徒据系年之录,不能知两宋。龚定庵《汉朝儒生行》云:‘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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