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难写是精神”——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丹青难写是精神”
——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陈子谦
既然史有“不能尽书”者，则必然书有“不能尽信”者。一西方人士说，历史乃哲学用以教人之实例。“实例”正是“事”与“迹”。有人则干脆把历史看成“掌故”或“故事”，这在具有“科学性”的史家看来，当然是十足的浅薄，但钱先生援引了很多在“不尽信”史的人看来未必不是深刻的见解：“诺法利斯（Novalis）认为‘历史是一个大掌故’（Geschichte　ist　eine　grosse　Anekdote），那种象伏尔泰剪裁掌故而写成的史书（Cine　Geschichte　in　Anekdoten）是最有趣味的艺术品（ein　hochst　in　teressantes　Kunstwerk）。梅里美（Mérimée）说得更坦白：‘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Je　n’ai- medans　L’histoire　gue　les　anecdotes）。”（《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钱先生说：“实际上，一桩历史掌故可以是一个宗教寓言或‘譬喻’，更不用说可以是一篇小说。”（同上）古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史记》里就采入神话、传说、趣闻，只是他“已抱有批判的态度，并不一概采用，正象咱们的司马迁在上古‘轶事’里，只‘择其言尤雅者’，才写入《太史公书》。”（同上）神话传说入“史”，会不会有从“神话”中编造出来的“鬼话”呢？“布瓦洛论事实是真而写入作品未必似真；普罗斯德论谎话编造得象煞有介事就决不会真有其事”，但“文艺里的虚构是否成为伦理上的撒谎，神话是否也属于鬼话，这是道德哲学的古老问题”（《林纾的翻译》，《七缀集》），这里一时难以分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满纸荒唐言的神怪故事里，真实事物感也是很需要的成分”，但对于历史来说，“真实事物感”并不是“真实事物”本身，它们仿佛“‘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imaginary　gardens　with　realto-adsin　them）虚幻的癞蛤蟆处在真实的花园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
40年前，钱先生即批驳了一种所谓古代无诗，诗即记事之史，史即诗的本质的谬说；40年后，钱先生有感于“流风结习”的难以变更，就史与诗的关系再度详加论辩，对于为何不可尽信史，也不可尽信诗，大可启示读者的神智。钱先生说：
史必征实，诗可凿空。古代史与诗混，良因先民史识犹浅，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号曰实录，多事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述古而强以就今，传人而借以寓己。史云乎哉，直诗（poi?sis）而已。故孔子曰：“文胜质则史”；孟子曰：“尽信则不如无书，于武成取二三策。”王仲任《论衡》于《书虚》之外，复有《语增》《儒增》《艺增》三篇，盖记事载道之文，及言志之《诗》皆不许“增”。“增”者，修辞所谓夸饰（hyperbole）；亦《史通》所谓“施之文章则可，用于简策则否”者。由是观之，古人有诗心而缺史德。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此《春秋》所以作于《诗》亡之后也。史与诗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我们“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稍空之巧词，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那就是“尽信”书，或叫“死在句下”。特别是那些“名以文章著”者，常常“弄笔狡狯”；即使忠良正直的人，一旦“记言记事”，或创造出某种理论来，也难免如章学诚《古文十弊》之三所讥笑的“事欲如其文”，而非“文欲如其事”。因此，钱先生反复强调，读书求真，应当“披沙拣金”，而决不可“食笋连竹”。（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