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难写是精神”——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丹青难写是精神”
——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陈子谦
三、名与实
书不可尽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名与实的脱离和名与实的纠缠不清。名，作为名称、概念、理论来说；实，作为事实存在实践来说，二者常常是相分裂相脱离的。名，作为名声、名位、名义来说；实，作为实际、实用、实利来说，二者又常常是相融洽相亲和的。更有进者，有时概念、范畴和理论的直接目的，几乎只为名声、名位、名义而存在；实事、实在、实践，也就是实际、实用、实利；固定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也就固定了名位、名声和名义。名与实，相反相成，错综交纠。
50年以前，钱钟书在留学英国的时候，便在一篇论文里写道：“人类最初把自己渗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变定，失掉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到自然科学发达，思想家把初民的认识方法翻了过来，把物来统制心；把鱼化石的科学概念来压塞养鱼的活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在概念、范畴和体系如林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名义上冠冕堂皇的理论，实际上是把活生生的现实和人性变成了“鱼化石”。于是，“压塞”着的是艺术的想象和人的真情，而“压塞”不住的却是一个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一方面是最抽象的概念和范畴高悬，一方面是最具体的物欲和权欲横流。如同海涅嘲笑中世纪基督教是精神和物质所达成的“协议”那样：“前者居虚位，后者掌实权。”
“名”，自从这个“万物之母”完成了它自身的复归——“正名”——之后，无穷无尽、变化无常的“子系统”——“名”子、“名”孙，繁衍出一代又一代的谬种。而一言以蔽之，它无非是传统文化中的“名教”而已。钱先生在《管锥编》里说得甚为透彻：
盖“正名”乃为政之常事，立法之先务，特可名非常名耳。名虽虚乎，却有实用而著实效，治国化俗、资以为利。……守“名器”，争“名义”，区”名分”，设“名位”，倡“名节”，一以贯之，曰“名教”而已矣。以名为教，犹夫神道设教，正亦以名为教，韩愈诗所谓“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主操名利之柄”。王夫之说：“是故合成败、齐得失以为宗，释氏‘缘起’之旨也。执成败、据得失以为本，法家‘名实’之论也。执其固然，忘其所以然，而天下之大本不足以立；以成为始，以得为德，而生生之仁不著。吾惧夫执此说者始于义而终于利矣。”（《易象外传》卷一）千百年来的名教之宗和人们竞竞于名利之逐，使“名”与“实”出现了奇妙的“倒错”和“倾斜”：一则是那么相亲相爱——当它们的目的本来一致的时候；一则是如此相叛相仇——当它们的目的应该一致的时候。前者“执其固然”，后者“忘其所以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