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难写是精神”——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丹心难写是精神”
——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陈子谦
四、学与术
尼采曾说：“人最后在事物中找出的东西，只不过是他自己曾经塞入事物的东西：找出，就叫科学，塞入，就叫艺术……这两件事即使本身就该是儿戏，也应该继续搞下去，鼓足勇气搞下去——一种人去找出，另一种人——我们这种人！——去塞入！”（《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不管尼采的话本意如何，这里有可供体会的方法论意义。一个对科学和艺术乃至世界历史的行程，多少抱一点悲观态度而又不回避这悲观的人，也许说的不一定是假话，但我们仍然要毫不迟疑地抛弃他的“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的愤世之论。在人们不断“找出”和不断“塞入”、而不知“找出”和“塞入”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我们前人的话：“苟举世皆误，则举世不误”。这样，我们就能愉愉快快地生活，孜孜兀兀地读书。
我不敢说世界上的读书人是否都是在干“找出”或“塞入”的营生，但我不怀疑读书治学也是一门“艺术”。正象钱先生几十年前所说过的，“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写在人生边上》）这种“艺术”当然与尼采所说的“艺术”有别，所依据的“方法论”不是“塞入”，而是“混入”。譬如说，不懂文学的人，不能鉴赏诗文的美丑高低，却偏偏以文学为职业，这就“恰等于皇帝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同上）这自然不值得奇怪，因为“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不如此怎会有人生的笑剧？”（同上）
然而人生的笑剧是容易演成人生悲剧的。而在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如果只有“混入”的“艺术”，那就只有滑稽了。这滑稽的美学韵味，颇类似于《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那个魔鬼的自白：“对于书本也曾用过功夫，尤其是流行的杂志小册子之类。因此歌德称赞我有进步的精神，能随着报纸上所谓‘时代的巨轮’一同滚向前去。”（同上）
钱先生说：“吾国见事素迟，落人甚后，亦不乏随声附和者。”将“随声附和”动不动说成“社会思潮”或“时代巨轮”的推动，而又推动着“时代巨轮”或“社会思潮”“滚滚向前”，没有比这更骗人更可笑的事了。这其实也是一种“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在文化思想史上，大凡标异创奇，总要伴着一阵阵紧锣密鼓，呼啸呐喊，俨然大官出巡，前呼后拥，乡宦纷纷出迎，小民“肃静”、“回避”。传统“事功”之学的发扬，正待此时。“术”有专攻者，学有“别才”者，或以“乡曲”相逢，或以“知音”相遇。沸沸扬扬，正是名利双收的好气候；唱和应随，正是开宗立派的好时机；而以“时代潮流”相标榜，又正是随声附和的好借口。“谁敢‘螳臂当车’，必将被‘时代的巨轮’碾得粉碎”（“四人帮”时候的口头禅）！
这种人为的“社会思潮”或理论思潮，在历史的河床上重新泛起虚浮的泡沫，没有给人们什么真实的新鲜感。正如有的同志所说，跟着理论的紧锣密鼓，出场的原来是“隔壁的老王”。“钱”的意识历来是被有钱人所不齿的，现在不忌言“钱”字，固然是观念上的一个进步，但重新拾起“金钱万能”的钥匙，“一切向钱看”，以为就可以一举打开人类密封的宝库，从此都成百万富翁，却又荒唐。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早拈出晋代鲁褒的《钱神论》，该论有曰：“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处后，处前者为君长，处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哉穷独！’岂是之谓乎！”何劳“时髦思潮”的教诲，又何劳“现代意识”的提醒，才能唤起人性中钱神的悟性呢？（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