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京剧活动追忆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延安京剧活动追忆
阿甲
未到延安之前，原想进抗大学习军事、政治为抗战服务的。心想那里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不想到了延安，自由空气很浓，满山满谷，都传来抗战的歌声。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涌来，联欢晚会几乎每天都有。我就是在一个联欢会上，把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运用京剧的“流水板”唱了出来。大概由于革命的心理和感情，与这种声调和形式合了拍，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想不到这次偶尔的逢场作戏，竟为我的事业定了终身。于是，我便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的京剧小组（那时把京剧叫平剧，因北京叫北平），从此，京戏成为我终生从事的事业。
1938年7月1日是党的生日，中央把它定为戏剧节，鲁艺一连排演了三个现代戏：京剧《松花江》、话剧《流寇队长》、歌剧《生产进行曲》。想不到在“五四”时期被否定了的京戏，竟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复兴起来。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凡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都要利用它为抗战服务。因而，“旧瓶新酒”的口号，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虽然这个口号观点是机械的，但在当时，的确起了一定程度的宣传作用。京戏程式复杂严谨，因而我们只改革了内容，还保留了披蟒着靠的外形，就象最近以昆剧古典形式表现莎士比亚的名著《马克佩斯》那样，但感到很不协调。排反映抗日题材的《松花江》就换了一种形式，穿着渔民、农民当时通常的服装来表现抗战生活，故事的结构和唱腔的板式则是套用《打渔杀家》的，内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动作尽可能求其比较合乎现实生活，而又保持京剧的特点。演出时，戏中所表现的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激情，把旧形式和新内容的矛盾冲淡了，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之后，我们又继续演出一大批反映抗日的京剧，其中有《夜袭飞机场》、《赵家楼》、《钱守常》、《穷人恨》、《上天堂》等。通过实践，我们逐步突破了“旧瓶装新酒”的机械方式，使形式和内容比较协调了。这些作品和演出虽然粗糙，但的确起了发动群众、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说它是京剧现代戏是当之无愧的。这说明京剧现代戏是从延安开始的。
不久，鲁艺接中央指示，要在鲁艺成立一个京剧研究团。鲁艺京剧研究团时期，学习传统戏，演出传统戏是主要任务。当时的延安除话剧、歌剧、音乐、舞蹈外，京剧，是常见的戏剧形式。如送赴前线，欢迎归来，动员生产，结业典礼，招待来宾，纪念节日，少不了要演京戏。我们也要报酬，每一次演出以小米若干担计算，还要供给一顿吃得不错的饭食。我们也在新市场卖票演出，以满足市民的文化娱乐。
1941年，贺龙同志把前方的“京剧战斗剧社”调来延安和鲁艺的京剧团合并，成立了“延安京剧研究院”。阵容加强了，规模扩大了，演出剧目丰富了，行当也更整齐了，更突出的是“战斗剧社”从前方带来了战斗作风。
延安京剧研究院成立时，毛主席题了“推陈出新”四个字，为京剧改革确立了长远的发展方针。这时京剧院归中央党校领导，党校的教务主任刘志明同志兼任院长。
1942年，毛主席在杨家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京剧院几个负责干部都去听了。我们学习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方法问题和学习问题。毛主席提出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京剧院同志学习后，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工作的方向和立场，并考虑在延安的具体情况和剧院本身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
延安机关团体有不少京剧业余爱好者。杨绍萱、齐燕铭同志执笔编写了《逼上梁山》，借此揭露国民党对民主人士的迫害。刘志明同志又领导京剧院编写了《三打祝家庄》。这个戏是借鉴《水浒传》中宋江如何运用联合、分化、里应外合的策略，以削减敌人取得胜利的。这两个戏演出后，都受到毛主席祝贺信的极大鼓励，成为解放区有名的京剧节目，解放后经过修改也经常演出。
延安京剧院最值得学习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不怕困难的艰苦作风。我们下乡或到部队慰问，在一片荒场搭棚演戏，夏不顾烈日炎炎，冬不怕北风凛冽；战士盘膝坐地，兀然不动；演员则心神贯注，丝毫不懈。台上台下，交流反馈；战士感动了演员，演员感动了战士。京剧院同志，个人的名利观念基本上是消除了的。演出海报只排列节目，不写演员名单。舞台上个人的掌声再响也不在文字上作任何吹嘘。那个时候这样做是很自然的，谁也没有意见。这也是个人主义不能抬头的原因。集体主义的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成为大家习惯了的工作态度。艺术上的争论是有的，一种意见是强调京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要多搞新的创作以反映抗战生活。一种意见认为要为政治服务得好，应当加强技术和艺术的学习，以求提高艺术水平。我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想，当时凭京剧院力量再多写几个象《三打祝家庄》这样的剧本是有能力做到的。
我们一方面下部队并为农民演出，也经常上杨家岭礼堂演出，党中央开“七大”时京剧院剧目最多。记得张治中先生、傅作义先生到延安和谈时，我们就是演《群英会》招待他们的。毛主席从重庆会谈回来后夸奖我们说：“蒋介石请我看过三次戏，我去了两次。他们的技术比你们好些，风格没有你们高。”我想京剧院的观众，主要是部队的干部，以及学生和首长同志，是他们培养了我们严肃、认真的演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