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难写是精神”——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丹青难写是精神”
——钱钟书论读书治学札记
陈子谦
理论上的随声附和，只会造成思想懒汉和精神奴才。时髦的理论，只能成为过眼烟云，因为最时髦的东西是最不能持久的东西。钱先生谓余曰：“最时髦者亦最易过时，因时髦之涵义即不能经久，其时也由于其突然之新而非经久常新也。新而经久即不‘时’矣。《后汉书·五行志一》注引《风俗通》曰：‘旧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时人，此天促其期也’；古语殊有妙蕴，上文‘咸名后生放声者为时人’，正所谓出风头少年也。”秦兆阳同志在一个学习班上，将这种“时风”概括为四句话：“轿子乱抬代替棍子打鬼；桂冠轻赠代替帽子扣人；树未成材即以栋梁相许，禾始抽穗即以丰收相视。”郑朝宗先生对我说：“当今一个最可鄙的社会风气，就是稍有一点成绩便自吹自擂，唯恐他人不知。这只能欺骗一些小青年和不学无术的外行人。切宜引为鉴戒。”这些针砭时弊之言，正印证了钱先生在《谈艺录》里所说的话：“盖文人苦独唱之岑寂，乐同声之应和，以资标榜而得陪衬，故中材下驷，亦许以齐名忝窃。”由此看来，的确“成名”未必由于“学”，“所学不同而所不学同”；读书治学，尚有旁门捷径在，吹拉捧唱，即为一途。这种士风流弊的为害之烈，读书界似乎过分掉以轻心。有的人，象挥戈向鲁迅一类的“新进小生”、“轻薄尔曹”，毫无自知之明，有“诗胆”而无“诗心”，有“文勇”而缺“文德”，“脚跟蓬转”，“汉语胡言”。有的则是“米汤大全”中物，且自吟自赏，喊得惊天动地响，《颜氏家训》所谓“不觉更有旁人”者也。更有甚者，学士之奸，“善巧方便”：“大盗不操戈矛，善贾无假财货。”偷别人的观点，造自己的体系，“伪立宾主，假相酬答”，“掩其所自出”。钱先生所引仲长统《倡言》论“学士三奸”后二奸可为此立言存照：“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受无名者，移知者”。我们常听到“无名者”对有名者剽窃行为的私议和抱怨，正是对这种恶劣风气的抗议。其实，即使有名者，名扬九州，声振宇内，能以一言而“说破天下”，能著一文而鼓动四海，也不妨记住老子所谓“名可名，非常名”的道理；而钱先生下面的话则更值得深思：
黄公谓“诗文之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谀”，其理深长可思。余则更进一解曰：诗文之学者，不由于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管子·枢言》篇尝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最是妙语。盖在己窃喜?场，遂为之不厌，由自负而至于自袭，乃成印板文字：其在于人，佳则动心，动心则仿造，仿造则立宗派，宗派则有窠臼，窠臼则成滥恶，是则不似，似即不是，以彼神奇，成兹臭腐，尊之适以贱之，祖之反以祧之，为之转以败之。故唐诗之见弃于世，先后七子拟议尊崇，有以致之也；宋诗之见鄙于人，闽赣诸贤临摹提倡，有以致之也。他若桐城之于八家，湖外之于八代，皆所谓溺爱以速其亡，为弊有甚于入室操戈者。虽明人有好立宗派如钟伯敬辈，亦略窥斯指，故集中《潘稚恭诗序》力辟“竟陵诗派”之说，以为“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穷。”……
正因为如此，所以钱先生一再反对宣传他，以免“殃及归咎”。但钱先生这些透辟之论，“对症药言”，实在有裨于后生晚学，我们或许能够从中“找出”点什么来。“找出”，就是求真。
笔者才疏学浅，识力未健，对钱先生论学精要，未能得心而应手。笔快手滑处，也难免走漏原意，而使钱先生为文的谨严深邃，变成我绍介的疏漏浅薄。好在这几则札记，只是我主观的领悟，读者自当不必“尽信”。错误之处，请钱先生批评，请学界同仁指正。（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