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共和国的“日记”——《新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速写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书写共和国的“日记”
——《新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速写
本报记者　曹焕荣
5月21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极普通一日，因和跨越半个世纪的两次征文活动联在一起，而变得颇有意义。
记者面前有一册北大图书馆的“孤本”《中国的一日》。1936年5月21日，茅盾、邹韬奋、陶行知等文化巨匠发起这次征文活动，收到全国各界大众应征稿件3000多篇，不下600万字。“5月21日”这天的文字记录，“几乎激动了国内国外所有识字的关心着祖国命运的、而且渴要知道在这危难关头的祖国全般真实面目的中国人的心灵”（茅盾语），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剖面。
50年后，费孝通、钱伟长、赵朴初、刘尊棋等知名人士组织了《新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成千上万的人，正走笔书写80年代普通中国人在5月21日这天的所历所感，将留下一幅崭新的时代素描。这一天，记者走访了参加这两次征文活动的三位老人。
10：00　话题一拉开，69岁的全国政协委员吴全衡就转入深沉的回忆之中。50年前的那篇文章《女性的徬徨》，“通过我的姐姐，写出了30年代知识妇女思想上的苦闷。”
那年的5月21日，正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吴全衡同姐姐在上海丽都戏院，观看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影片结尾处“走向光明”那场戏，使姐妹俩极为激动。吴全衡写道，“我若有所思地对姐姐说‘你看人家都在光明的大道上走着路，只有你，连想一想就随即用自己的手把眼睛掩上了。’姐姐闭着眼睛，好象是低声地说着两个字：‘矛盾’！”
“时隔50年，现代中国妇女的面貌完全不同了。我长期在全国妇联工作，对这一点感受是很深的。”“您还准备写《新中国的一日》吗？”记者问。“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又在从事儿童工作。进入新时期后，我国的妇幼工作面临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要写，就写这些吧。”
15：00　沈老，沈兹九，今年90高龄。她手握助听器，以一种特有的亲切感谈起两次征文。这位老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故副委员长胡愈之的夫人，也是《中国的一日》唯一健在的编委。她说：“那时，我在编《妇女生活》杂志，是作为妇女代表进入编委会的。”
沈老谈到：她给《中国的一日》写的文章，题为《两封信》。文中记叙她收到一封苏联来信，苏联妇女多么幸福、苏联的“五一”节多么欢腾；又收到一封甘肃来信，黄土高原上普通劳动妇女是怎样茹苦含辛。一提起新中国，沈老说：“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写《新中国的一日》的活动很有意义。要是50年后，进入21世纪再编一本，就更有意义了。”
16：30　74岁的全国政协委员徐盈倚在床头，他的夫人、我国著名的女记者子冈躺在另一张床上。50年前，这对夫妇分别以《陇海特别快》、《今天》为题，以生动的笔触记录了5月21日那天，在春荒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的形象。
前些天，徐盈听到《新中国的一日》的征文消息，很快就打开了腹稿。徐盈说：“今天，对我来说，最大的不幸是上午接电话摔坏了腿。你看，脚面多肿。但是，我是不会写那个的。我躺在床上，虽不能出户，头脑里想的很多、很多：解放军战士在大兴安岭英勇灭火，经济改革中的许多新信息……不过，还没考虑好。当然，我是不会交白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