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对音乐工作的启示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讲话》对音乐工作的启示
李焕之
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自然使我想起了在延安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七个春秋。那火热的岁月，不仅记忆犹新，而且是我从事音乐工作的50年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最难忘的是我有幸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讲话》，使我懂得了革命文艺工作中的许多大道理，并且投入到当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变革、大发展的运动中，深切体会到《讲话》的理论光辉及其对文艺的巨大指导作用。
这也使我想起当年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我以为，新秧歌运动并不简单是扭秧歌、打腰鼓、闹社火，而是标志着在新文艺活动的各个领域，已经蓬勃掀起了一个为人民大众服务，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对民族传统艺术进行创新、发展的伟大运动，开拓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新时期。
当时，我们音乐工作者遵循着《讲话》的精神，在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展开了学习民间音乐的热潮，培养起热爱民间音乐的深厚感情，并学会了广泛多样、生动活泼地运用民间音乐语汇，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歌曲，既是大众的、民族的，又具有较好的艺术水平。
《讲话》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同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它不仅对我国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予以总结，并且阐明了新文艺的发展规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正确方针、路线和政策。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讲话》的精神仍然是分析、研究音乐工作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指针。
毋庸讳言，几十年来，我们曾经在艺术与政治、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上，有过一些肤浅的、简单化的观念，因而写了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但是，从三十年代以来我国音乐创作的主流来观察，一大批优秀的、高水平的音乐作品的产生，无论是群众歌曲、抒情歌曲、大合唱、交响音乐、民族器乐曲，还是歌剧、舞剧、电影音乐、新戏曲音乐和新说唱音乐等等，不正是作曲家、词作家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深入革命生活实践，发挥作者的才智与独创性所创作出来的吗？
现在我们经常谈论着两个“冲击波”，一个是流行歌曲的“泛滥”；另一个是新潮乐派的“崛起”。这是新的情况，是四十五年前所没有出现的新问题。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毛泽东同志的意思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如果从定义出发，流行歌曲这个概念在三十年代意味着靡靡之音，是颓废、没落的亡国之音；可是到了八十年代，流行歌曲这个概念在社会音乐生活中起了很大变化，已经成为音乐艺术的一个大品种，而且受到群众的喜爱。因此，我们就不能再用旧眼光鄙视流行歌曲和流行音乐了，而要积极扶植、引导，让流行音乐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当然，它们之中确有一些低级、庸俗、萎靡不振的劣品，也有一些不伦不类的舞台表演，甚至还出现带有性刺激的恶劣台风，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乐风绝不能反映我们现代的音乐面貌。
另外，我们有一批为数不少的作曲家，为了更能表现我们民族音乐的神韵，更有新意地显示音乐的内涵，力图超越西欧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的音乐语汇，打破西方传统音乐的稳定的调性体系与和声体系，从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音乐流派中去寻找新的技法，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形成了所谓“新潮乐派”。这种探索与创新如果不是盲目模仿、抄袭，一味追求怪诞、杂乱无章的话，那也应该得到允许，得到支持。但这方面必须时刻注意探索地健康发展，不要误入歧途。虽说这是一个艺术形式和风格问题，可也必须遵循《讲话》告诫我们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对于当前一大批老、中、青作曲家们在创作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我们应该采用交谈、对话的方式，相互启迪，相互帮助，而不是“深恶痛绝”，视为异端。
愿我们的音乐家们都能团结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目标下，沿着《讲话》所阐明和指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共同奋力创造，迎来音乐艺术的更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