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中的科学考证——读《鲁迅回忆录正误》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鲁迅研究中的科学考证
——读《鲁迅回忆录正误》
舒芜
由许广平来回忆鲁迅，可信不可信呢？这得分两面说。总的来说，她的回忆当然是珍贵的史料，有很大的权威性。但要说是每一件事都可信，却未必然。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23篇之中，18篇都是纠正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欣慰的纪念》以及其他有关回忆鲁迅的文章中的错误，占四分之三强。所纠正的往往还不是无关重要的细节，大抵都是同中国革命史、中国文化史关系很大的事情，例如李立三约见鲁迅究竟谈什么，鲁迅1932年返北平期间国民党当局是否有下令逮捕他之事，鲁迅为什么没有编印瞿秋白的创作，等等。由于许广平的身份，她在这些重大事件上回忆的错误，自然就有很大影响。被朱正纠正的别的几位回忆录作者，如陈梦韶、陆万美、陈沂，或由于他们同鲁迅的关系，或由于他们同所回忆的事件的关系，也各有不同程度的权威性，其回忆的错误也都有很大影响。冯雪峰给朱正的信中说：“……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化〔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卷首《冯雪峰致朱正的信》）完全说得对。
回忆录是重要的史料，但正如任何史料一样，都必须经过严格地科学地检验核正，方可使用。不管是关于自己的还是关于别人的，写回忆录的时候，距离事件发生的时候，都有很长时间了。这样，就难免有各种记忆的差误。而且，写回忆录时候的环境，不同于所回忆的事情当时的环境，这又往往影响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他对回忆中的事情，难免不自觉地作了某些“加工”，赋予某些“意义”。大概说来，回忆录中的错误，不外这两个原因。许广平关于鲁迅的回忆也不例外。
为了纠正回忆录中的错误，朱正所根据的，大部分是《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中的材料。他说：“日记是每天记下当天的活动，书信通常也是报道前不久发生的事情，比起事隔多年之后单凭记忆写下的东西总要可信一些。”幸好这方面的材料，经过几十年来大家辛勤搜集整理，现在是相当丰富了。朱正运用这些材料，参与其他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加以绵密的方法，纵横参伍，推求检核，较其异同，穷其原委。每立一说，有主证，有旁证，有反证；每破一说，既指其误，要求其所以致误之原由曲折，结果正如冯雪峰的评价：“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举一个较简单的例子：章太炎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曾经绝食抗议。许广平说：“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引者按：指鲁迅）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朱正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和太炎家书，考出太炎这次绝食的时间、地点。再查鲁迅日记中关于太炎被囚期间前往探问的记载，从而得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地点、时间，无一相合，可知章太炎6月间这一次绝食的中止，完全与鲁迅无关。”接着还据其他材料考证太炎被囚时，并非“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事实上是有人前往劝慰，等等。此外，陆万美的回忆文章曾说鲁迅1932年11月由上海回北平之行，表面上说是因母病，实际上则是准备应高尔基之邀去苏联，未能实现而止，许广平也赞同此说。朱正也是主要根据鲁迅自己的日记，论证了那次鲁迅只是得到“母病速归”的电报，匆匆赶回北京，母病愈后即回上海，别无隐微曲折之处。
凡此，均可见日记、书信这类材料，在鲁迅研究（当然，以及其他任何研究）上的重要。朱正只有在这类材料的基础上，方有进行科学的研究的可能。现在也不能说关于鲁迅的这类材料已经足够。即如上述鲁迅的母亲生病，已经到了发电急召长子来省的程度，何以鲁迅回北平后的日记书信中又未见母病已如何严重呢？朱正没有解释，读者难免怀疑。这就要对照周作人当时的日记，联系周作人与鲁迅的矛盾，方能说得清楚。朱正显然未见周作人日记，才留下这个缺憾。
当然，日记书信之类也需要检核，朱正书中也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