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建房热为投资热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变建房热为投资热
本报记者　江夏
就这么七八年的功夫，建房成为一股席卷全国农村的热潮，无论在沿海，还是在内地，一幢幢新房正在乡间耸起，大大超过了前30年农村建房面积的总和。仅去年，全国就有9％的农户盖了新房，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超过15平方米。在许多地区，昔日几代同住甚至人畜混居的草屋土房已被“瓦顶砖墙玻璃窗”的新宅取代。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吃饱穿暖之后，把改善居住条件提上日程，这是令人欣喜的。“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不正是农民世代所追求的理想吗？
但是，各地提供的调查统计资料使人欣喜之余，不禁忧从中来：近两年部分农民新建房屋的面积越来越大，超过实际需要，湖北省洪湖县有个农民1985年底给还未出生的孙子准备了300多平方米的结婚用房；标准越来越高，不仅要宽敞、舒适，还要排场、体面，讲究“平房带走廊，楼房带阳台”，更新周期人为缩短，如北京市顺义县有两个农民为了使自己的房屋比对方更气派，两年内分别翻盖了三次；建房支出随着建筑面积和规格的攀比成倍增加，一些家底尚薄的农户靠自身的积累难以承受，也负债建房，据扬州、镇江、常熟等地的调查，在当地农民的建房资金来源中约有26—34％的资金是通过各种渠道借入的。以上种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农户建房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扩大再生产投资的增长速度，1986年农村人均建房支出51.23元，比上年增长29.9％，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为16.66元，比上年还减少10.9％。一增一减适成对照，实在引人深思。
农村“建房热”的形成有种种复杂的因由，人口的自然增长、家庭结构的变动、宅基地的日益紧张、建材价格的上涨趋势等无疑都在其列，但使农民为了盖房子不惜倾尽积蓄，甚至不惜债台高筑，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效用已经超出了起居的范围。它被当作一种最保险的储蓄方式，不仅是这一代人一种财富的象征，而且是留给下一代人的殷实家产。这里面既包含了农民祖辈相袭的传统观念，又折射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政治动乱在他们心头留下的阴影，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目前的环境中选择资金投向的心理。
“建房热”愈演愈烈，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农村这两年消费需求膨胀的重要表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6年农民生活消费比上年增长12.5％，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就是住房方面的支出，而人均纯收入只增长6.7％。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支出的比例，在1983年达到顶点之后，年年下降。这应该引起关注。
农民最讲实惠，他们在作出选择之前，是经过权衡的。顾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农民仍然对现行政策不托底，担心摊子铺大了，钱赚多了，一旦政策有变，闹个鸡飞蛋打，特别是听到有人对这几年的农村改革横加指责时，一些敏感的农民更加不安，他们更加谨慎地把生产维持在一定的规模上，同时在生产领域之外为已经到手的资金寻找出路；另一方面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海中闯荡了几年之后，许多农民深知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农业生产的艰难——自然的、市场的、社会的几重风险，因此生怕投了资而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思前想后，还是首先把钱用在建房一类的消费上最稳妥、最现实。于是，大笔本可以周转多次的活钱变成了占压资金的死物。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上亿个农户由消费单位变为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他们手中资金的流向对农村经济的兴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房子是要盖的。在农村，房子会越建越多，越建越好，这一点不会有人反对。但如果以建房投资为代表的生活消费支出持续过快增长，农业生产必然受到影响，生产上不去，农民生活的继续改善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或“少”源之水，说到底，还是不利于农民。
要处理好生产和消费、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这个道理当然要反复讲，但更为重要的是把这个底交给农民：改革是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舍此无其他出路。改革要深入，生产要理直气壮地搞，生意要放手大胆地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党的农村政策的长期稳定，从各个方面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保障投资者的权益，帮助农民通过发展生产开辟更多的收入来源，把“建房热”变为“生产热”、“开发热”、“投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