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中发展腾飞——全国第二届杂技大赛述评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创新中发展腾飞
——全国第二届杂技大赛述评
唐莹
在国际舞台上奋夺“五连冠”及累累金奖之后，中国的杂技健儿还能有多少创造奇迹的潜力？对此，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今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第二届杂技比赛上。
经各大区预选赛而后推出的四台杂技晚会，是近年来杂技创新成果的大检阅，它使人们大开眼界。从500余名演员所演出的75个节目来看，几乎每个节目都有不同程度的新突破。整个演出水平，从编创到表演，比起1984年的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又有了新的提高。
首先是技巧难度的突破。作为一门以技艺为核心手段的表演艺术，难度历来是杂技用以显示人体技能的重要标尺。因此，它总是把技巧的突破作为主攻目标。大赛中，这方面的收获甚丰。据初步统计，新创演的高难技巧共有205个，很多技巧已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如上海杂技团大跳板的单底坐六节人、空翻四周坐椅；战士杂技团、黑龙江杂技团的后翻钻五圈；天津的钢丝上后空翻两周；广西杂技团的杠上1440度落杠等等，都堪称尖端绝技。但作为人的聪敏才智的显示，作为一种艺术，杂技的技巧不仅立足于难，更在于它的奇与俏。由于审美观念的变化，其技巧结构也不再是昔日那种在单一、平面上寻变化，而普遍以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化追求，来体现它的新奇。如河北杂技团的狮子舞，不仅发展了地面大狮的前、后、左、右的跟斗，梅花桩上高低层的连续跟斗，且以四雄狮双层造型、踩大球走翘翘板出拱门的技巧，突出了一种磅礴的气势；沈阳杂技团的雄狮踩球过翘翘板时，前一组狮背上站二节人，后一组狮背上再立狮，均属该项目技巧的新突破。它充分说明了人的聪敏才智集中在某一点后所生发的惊人效果。正是在这方面不断的追求，使杂技成为了独特的人体技巧的宝库。
在技巧运动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那些为新技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的道具改革与新道具的诞生。正是通过对形形色色道具的驾驭，杂技才获得显现人体本质能力的手段。因此，技巧的发展总是与道具的改进紧密相连。沈阳的《腾空飞杠》，运用皮筋的弹力与演员重力的恰当比例，借鉴了单杠又有别于单杠，在高空中以三点供力形成无支撑圆周大回环，以精确的时间差让演员作连续的跟斗穿插表演，是这次大赛中一个崭新的项目；长春高低钢丝的改革，亦为钢丝上新技巧的发挥带来了新前景。尽管这类创新在大赛中比重很小且有待完善和提高，但它却代表着某种方向。因为正是这种探索，在为杂技艺术宝库增添着重要的内容。
如果说高难技巧是杂技的核心内容，那么，怎么表现则是形式问题，它们是塑造形象时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作为一门艺术，不管技巧多么高难，如果不被包容在美的形式中，它的价值也就无由得到人们的承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赛中许多节目的总体构思加强了，形象（情境）的创造被推上了重要位置。于是，高难技巧被融入诗的意境，传统节目披上了时代的新衣。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要数天津的《皮条》了。皮条在我国有悠久历史，但由于难以变革，几乎一直沿袭老面孔至今，以至逐渐走向衰落。正因为此，天津皮条的改革被行家认为是挽救了这个项目。它不仅由于增多皮条挂数，衬以皮筋多变的线条造型而克服了历来单挂皮条的单调；也不仅以皮条上下的连贯性表演，解决了历来因打扣造成的松散；而是透过表演形象的力与美，给人以某种雄浑和凝重感。于是，技巧成为塑造中华男儿群象的手段，时代气息与男子美的魅力跃然台上。它使人们看到：好的杂技同样是可以有思想的。类似情况还有沈阳部队《快乐的水兵》那融杂技、舞蹈、哑剧、音乐为一炉的幽默表演；上海那富有艺术美的《抬杠》；大连那优美的《转碟》等等。就连驯兽也有类似变化，如上海的动物表演，人与兽的关系充满了情趣，动物不再是在人驱赶下被动地动作，而是与人密切配合共同进行表演。因而，那奏乐的猩猩、滑稽装死的小狗，都格外可爱。
魔术表演，则明显地表现出向纵深开掘的专题化倾向。一方面，它在继续探索：梁义的黑活、姚金芬的变鸽，都表现出创造性的成熟风度；另方面，它在继承中出新：黑龙江的罗圈改革，为戏法的出新作出了贡献；杭州曾辉的变伞独具一格；上海王小燕的舞蹈牌技，其出脱手法之多、变幻之娴熟，均非昔日可比。魔术是一门科学性很强的艺术，它与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紧密相连。由于物质设备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国的魔术不少方面尚落后于欧美诸国。但专题化的系列性追求，则表现了魔术家们在不自由中争自由的探索。
以上实践使我们看到总体构思对杂技艺术化的升华作用。它启示我们：杂技的创新不应满足于局部的技巧，而应追求整体的变化；尤其应纠正只重技巧、不重形式、视形式美无关紧要的观念。艺术的创造是挖掘，也是发现；是修剪，也是增添，其成败的重要关键在于如何表现。成功只能从不断琢磨、反复修改中得来。因而，艺术一定要舍得花工夫，力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还值得一提的是大赛中所体现出的风格特色的追求。频繁的国际交流，已使杂技家们认识到“特色”的宝贵。因而，强化本民族的风格特色，有意识培育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便成为演出追求的目标。大赛中可明显看到，节目的编排，演员的表演风度，音乐及舞台美术的色彩、服饰及道具的造型等等，都注意了突出本民族特色。如新疆的手技，将道具改为民族乐器“沙巴伊”，配以民族音乐及舞蹈，热情奔放地表现了新疆人民乐观、幽默的性格；云南根据本民族3000年前崖画而构思的双人双飞燕；广西代表队那富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和音乐；内蒙古的滚灯等等。这些风格特色的自觉追求，使杂技越来越明确地被当成一门艺术在建设。
大赛中也暴露出杂技艺术发展中存在的许多薄弱环节。如在杂技各大项目之间，除舞台杂技得到充分发展外，魔术和驯兽相比之下只能算小有起色，谈不上有什么优势；丑角艺术则更显薄弱，没什么抗衡力；高空节目亦属鲜见。这些项目的萎缩和这方面物质设备的缺乏直接有关，因我国至今连一座专供这类项目演出的场地都没有。在舞台杂技之间发展也不平衡，有些节目相对来说显得保守，有些则创新不对路；有的节目虽有高难技巧但不注意综合艺术美，还停留在纯技术表演阶段，明显地暴露了编导制度不健全的缺陷；演员文化艺术素质的不平衡也带来了艺术表现力的缺陷，由于训练不全面，不少演员虽有高难绝技，却形体呆板，缺乏应有的形体表现手段。这与我国至今无统一的科学教材、无杂技马戏学校直接有关。重视杂技理论研究、重视建立科学的训练体系、重视编导艺术，已越来越显出了它的急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