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宝窟四十年——访段文杰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沙漠宝窟四十年
　　——访段文杰
张世英　文　苗地　插图
段文杰，研究员。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名誉教授。他在敦煌宝窟中度过了青春年华和不惑之年，而今已跨入了年近古稀的行列。他不仅在壁画临摹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近年又在敦煌艺术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记者：听说40年前您是自愿到敦煌的。是什么促使您在旧社会毅然离开自己的家乡山城，只身一人，几经辗转到达荒凉的沙漠之地的？
段：（笑）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呆这么多年，成了“敦煌人”了。
起初，我并没有长期呆下去的想法。1944年我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美术，对学校只教画山水不满意。恰好这时，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到敦煌几年后，在重庆举办了敦煌人物画展，很为轰动。我看了以后被它吸引住了。觉得学画，特别是人物画，敦煌是最好的老师。我到敦煌主要是想学好古典绘画技巧，将来当个有名的画家。
记者：既然这样，为什么又没有离开呢？
段：精神的寄托。我费尽千辛万苦，辗转了一年多的时间，1946年才到了向往的敦煌。这里虽然一片黄沙，条件艰苦，我这南方人生活上有许多的不习惯，然而敦煌的绘画艺术吸引了我。它的艺术造诣极高，人物造型有特殊的创造方法。虽然有很多是吸收、借鉴了外国的手法，如中国的古典绘画不讲解剖学，敦煌的壁画则吸收了印度的画法，讲究线条，使绘画艺术推进了一步。但是它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民族艺术传统。它以形写神，含蓄、百看不厌，越琢磨越有味道，所以一进洞，把什么困难全忘了。不过，我真正安下心来，那还是新中国诞生后，服从党的工作需要才留在敦煌的。
记者：敦煌艺术对您有这样大的吸引力，您一定创作了不少幅画？
段：很少，主要是壁画的临摹。敦煌壁画是固定的，能亲自看到它的人不多。尽管近几年国内外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毕竟是有限的。临摹是宣传民族艺术遗产的一种好手段。通过临摹，艺术地再现敦煌壁画。我们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和印度、缅甸、捷克、波兰、日本、法国等国家举行了20多次展览，向国内的人民宣传爱国主义，向国外的朋友介绍中国的艺术瑰宝。
记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临摹不如自己的创作，又是无名的工作，您能够默默无闻地从事这一工作达40年之久，这要有点牺牲精神。
段：搞临摹在敦煌不只我一人，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我从多年临摹工作中体会到，没有与壁画相适应的绘画水平是难以表达出来原有的绘画水平的。每要临摹一幅壁画，都免不了反复揣摩，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了解它的时代背景，所表现的内容，人物画法、制作过程、线条描法，以至彩色是如何上的，具体到人物面部表情、眼神，只有比较深刻地理解后，才能比较忠实地描摹下来，并不是简单地“照葫芦画瓢”！不埋头苦干，不花上几年的功夫，真不行啊！所以我不认为临摹是没有出息的。用自己的画笔介绍中国民族文化遗产，难道没有价值吗！
记者：在报刊上还看到过您关于敦煌研究文章的摘要，听说您写了20多篇，30多万字。
段：10年前，由于眼睛患了老年性白内障，我被迫放下了心爱的画笔。同时现实也需要我们尽快把研究工作搞上去。我虽然通过多年的临摹有一些体会和感性知识，但是要把它们变成理性的认识，困难也不少，敦煌学不是单一的，是复杂的、综合的，不仅要了解美术史的演变，还需要了解宗教、历史和美学等方面的问题。
记者：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莫高窟的前景。
段：主要任务是保护。研究如何防止和治理壁画的各种病害，研究环境、气象和大气中对文物不利的物质等，采取科学的保护方法。
在研究方面，我们虽然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壁画》，日文版的《中国石窟·莫高窟》，以及正在编纂的《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中国壁画大全》等共十种敦煌画册，但这还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我们将按石窟内容，如音乐、舞蹈、衣冠服饰等分类专题，全面地介绍敦煌石窟的艺术。大量出版介绍敦煌文物困难很多，人力不足，资金缺乏，要在敦煌集中很多研究力量又不可能。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敦煌艺术的出版问题，同时更欢迎有更多的人研究敦煌学。
敦煌学的研究应该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