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八年改革获重大成就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我国八年改革获重大成就
从农村到城市从生产到流通分配等十二个方面都取得进展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点一
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都有大幅度增长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8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生产领域发展到流通、分配领域，从微观搞活企业发展到宏观改善管理，从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到政府管理机构职能和设置，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中共中央宣传部6月1日邀请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向首都新闻界介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高尚全从12个方面作了阐述：
一、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农村改革，由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原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村政权组织，理顺了农民同集体的关系。同时，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1986年，在农业总产值中林、牧、副、渔所占比重已达51％，工农业产品的商品率已达到63.9％。1985年起，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外的可以自由上市，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使农村经济进入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
二、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激发了城乡经济的活力
到198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的比重从1978年的80％下降到70％，集体经济从不到20％上升到28％；个体和其他经济从无到有达到2％。1986年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产值已相当于1975年全民工业总产值。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从1978年的90％下降到1986年的40％，集体商业（包括供销社）从7.4％上升到36％，个体和其他商业从2％上升到24％。在城市，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发展了承包、租赁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以及一些经济单位相互参股、联合经营的形式。横向经济联合蓬勃发展，全国已出现各种经济联合体32000多个。
三、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生产经营活力
几年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13个文件、97条扩权的规定，明确了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应有责任、权限和利益，改变了企业是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经过改革，现在国家同企业的关系，基本用上缴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形式代替了上缴利润，企业的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为3.7％上升到1986年的42.4％，使企业开始有了自我改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在企业内部，实行了以厂长负责制为主的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探索了多种经营承包责任制，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据不完全统计，有3000多个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经营。
四、对计划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市场机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农业方面，改革了过去对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产量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做法，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工业方面，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由1984年的120种左右减少到目前的60种。流通方面，国家统配物资，由1984年规定的256种减少到20种。改革投资体制，下放了投资审批权限。对一些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以及一些企业集团实行计划单列。
五、改革了流通体制，使商品市场迅速发展
现在，商业部直接计划管理的商品，已从1979年的188种减少到23种，企业在完成统一管理的商品生产计划以后，增产的产品也全部自销。随着商品供应量的增加，长期以来实行的44种票证除粮油以外基本取消。在商品流通环节上，按照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和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的“三多一少”原则，冲破了按行政命令层层调拨的封闭式、多层次、单渠道的商业批发体系。几年来，兴建了大批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饮服修的网点大大增加，方便了人民的生活。此外，我国的生产资料市场、短期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随着多层次、网络状的市场体系显露出雏型，不断发育完善，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增强了。
六、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
许多主要农副产品改为议价购销或实行国家指导价。国家统一定价的品种范围已由113种减少到25种，按销售金额计算所占的比重为30％左右，其余70％实行了指导价格和市场调节价格，多年难以解决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初步解决，比价逐步趋向合理。1985年在城市采取了放开蔬菜、肉类、禽蛋、水产品等主要副食品价格的改革，刺激了农副产品的生产，使供应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减少了财政补贴。国家对大中城市的蔬菜补贴从1984年的近12亿元减少到1986年的7亿元。在工业品方面，几年来先后调整了有关生产资料价格，调整和放开了部分消费工业品价格，国家定价的比重缩小到只占销售额的40％左右，1000多种小商品价格陆续放开。这对促进消费工业品的生产和流通，改善产品结构和市场供应都起到积极作用。
七、对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进行改革，开始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1984年以前主要是补偿性的调整工资和恢复奖励制度，扩大企业在奖金分配上的自主权。1984年以后，对企业的工资、奖金分配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试验，企业大部分实行奖金随经济效益浮动，一部分大中型国营企业试行了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挂钩浮动的试验。1985年机关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下半年将企业原有的300多种工资标准在一个地区内简化为三类产业五个工资标准。1986年在进行消化完善的同时，又进行了新的改革探索。在劳动制度的改革上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八、改革了财政、税收体制，发挥了税收的调节功能
先后实行了企业基金、利润分成、利改税和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等扩大企业财力的利润分配制度，还逐步提高了折旧率；从1985年起企业的折旧基金全部留归企业使用。1980年起，先后对地方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地方财政预算内的总财力，已占国家预算的49％。1983年起对国营企业的利润征收所得税，税后利润一部分通过调节税上缴国家，一部分留给企业。1984年实行了第二步利改税，并开征了资源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这些，都有利于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
九、改革了金融体制，发展了资金市场
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专业银行为支柱的金融组织体系。此外，还先后成立了中国投资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交通银行等50多家信托、投资机构。几年来，还发展了一批集体的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目前农村信用社已有5万多个，城市信用社有1000多个。开始出现了初级资金市场。1986年城市间融通资金达到300多亿元。全国的金融改革试点城市已由开始的5个发展到27个，正在进行基层银行企业化经营等方面的试验。现在，经济建设资金已由财政渠道为主转为信用渠道为主。在每年投向生产、建设、流通的资金中，由财政渠道开支的已从1978年的76.6％下降为1986年的31.6％，由银行渠道解决的则从23.4％上升到68.4％。大家的利息观念提高了，“时间就是金钱”不再是空洞的口号。
十、进行了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增强了城市的经济功能
几年来，为了打破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局面，大力发展了以城市为依托，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产品、资源开发为中心的企业间和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城市的财权和经济管理权限有所扩大。目前，全国共有综合改革试点城市72个，中等城市政府机构改革试点城市16个，还在一些城市进行了住宅商品化的试点。城市已成为推动改革前进的阵地和重要力量。
十一、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同世界各国经济技术贸易关系
我国于1979年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后，几年来迈了三大步：第一步是1980年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第二步是1984年开放沿海14个城市和海南行政区；第三步是1985年又开放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这样就从南到北形成一个开放前沿地带，人口2亿以上，工农业产值50％以上。这对全国的搞活、开放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同时，我国在海外开办了277个合营独营企业，还有50多家公司经营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十二、进行了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部分改革
1985年中央先后通过了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一定的时候，就必然要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领域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改革必须互相配套、互相促进和推动。
高尚全指出，衡量改革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是看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发展。8年来的改革，不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来看，1953—1978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7.9％，而其中最高年增长32.7％，最低年下降33.5％，分别偏离平均速度＋24.8和－41.4个百分点；1979—1986年期间，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10.1％，其中最高年增长16.5％，最低年增长4.6％，分别偏离＋6.4和－5.5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提高了。
——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来看，从1979—1986年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315亿元，而1953—1978年期间平均年增长84亿元。1986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2％，国民收入增长95％，国家财政收入增长98％，部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增长3.8倍。电力、钢、煤炭、石油的产量，分别从占世界的第7、5、3、8位上升到第5、4、2、5位。
——从人民生活来看，1986年和1978年相比，农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24元，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从316元增加到828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160％和80％以上。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210.6亿元提高到2300亿元。8年共安排城镇人口就业约6000万，待业率从5.3％下降到2％。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缩小，由1978年的1∶2.9下降为1∶2.3。消费质量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耐用消费品的家庭存量增加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