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到壮乡“六厘屯”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富到壮乡“六厘屯”
本报记者　费伟伟
六厘，一个壮劳力干一天的工分值只有六厘。尽管这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乍听这个数字，真让人有点不敢相信。在广西龙州县水口乡采访时，年轻的乡党委书记小何向我们介绍情况时提到了他们乡以前就是这样一个穷队，并建议我们去看看。
第二天，我们驱车来到这个以前的“六厘屯”——龙州县水口乡埂宜村下灶屯。这个壮族群众聚居的村庄，离中越边境只有几公里。全屯现有57户，307口人。
正值几场喜雨过后，我们到屯里时，村民们大多在田里抢插由于前一阵天旱耽搁下的秧苗。何书记告诉我们，今年这场大旱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些田虽然抢插上了，但收成肯定要降低很多。玉米等旱地作物一部分无法下种，种上的一部分长势也很差。今年整个乡，包括下灶屯粮食会大幅度下降。因此，当我们走进村民邱国春家时，不由得关切地问起粮食的情况。
邱国春一家八口，三中全会以前也是个缺粮户，每年要借三四百斤粮。有一年借粮600多斤，借款343元。1979年，他在公社水电站当赤脚医生。那年春节，是电站上的民工借给了他200斤粮，一家人才过了年。
“现在粮食够吃吗？”我们问。
老邱笑笑，领我们看了看家里一个很大的储米柜，说：“足够吃到明年新粮上市。前几天，我一个住在金龙乡的亲戚来借粮，我送了他300斤。”
屯干部、水口乡民兵营长黎汉英插话说，现在全屯95％以上的户都存有够吃一年的粮食，并且各家各户还准备下了充足的化肥。
“那今年粮食要是歉收会怎么样呢？”我们又问。
“没问题，现在不象以前，单打一，只种粮，还有甘蔗，有其他各种副业的收入。”邱国春毫不在乎地说。这位屯里群众推选的甘蔗专管员告诉我们，下灶屯1980年秋实行承包责任制后，调整了种植结构，第二年把部分高坡低产田改种甘蔗，当年就见了效。还清以前欠国家的13000多元贷款后，还买了一台电视机。尝到甜头后，甘蔗种植迅速发展，现在已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十几亩增加到668亩。去年，下灶屯仅甘蔗一项，人均收入就达600元多。加上其他种果树、养殖等的收入更为可观。去年这个屯有一户光荔枝就得了1000元。
“一种甘蔗，可算甜到心了。”邱国春指点着家里这几年添置的大件家具高兴地对我们说。他现在家里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三辆自行车，还有缝纫机、收录机、电扇、手表、电饭煲等。
“象你这样的水平在这屯里可排第几？”我们问老邱。
“排不上名喔，中等最多了。现在屯里买汽车的就有七户，买手扶的也有七户。还有五户花了2000块钱参加驾驶员培训班，都领了执照，打算买车了。”老邱想了想又说，“农村看富不富还有个办法就是看房子。以前我们屯刷标语都找不到一块好点的墙，都是泥巴和上稻草糊起来的。现在至少也是泥砖墙，屯里盖新房的就有13户。”说到这里，他一指坐在他旁边的黎汉英说：“他家里就新盖了六间大瓦房。”
黎汉英点点头，“我们家变化也很大罗。”他告诉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家不但吃粮靠国家救济，连蚊帐、棉被、穿的衣服也靠国家救济。每年都是卖了粮食换木薯吃，这样，一年仍要缺三四个月口粮。
“现在不用说木薯，连玉米也主要是作饲料了。”黎汉英笑笑说。
我们到他家坐了一会，只见六开间的新砖房内，窗明几净，门厅停了四辆自行车，墙边堆了好几袋化肥。房间里摆着收录机、电扇等，缝纫机都有两台。黎汉英拍着我们坐的长沙发告诉我们，以前他们家连张木头凳子都没有，客人来了也只好坐地上，下面垫一个稻草编的蒲团。“那时候，真没想到我们这个穷家还会富起来。
不过，黎汉英紧接着又声明，他们家在村里不算最富。可惜，这天我们正赶上农民们多忙着农事没能看看那些富裕大户的气派。
“现在屯里最穷的户情况怎样？”我们问。
“最穷的也比以前最富的强罗。”对屯里各户情况十分熟悉的老邱说。现在全屯只有两户粮食还较紧些。一户是因为家里的劳力长期在城市流荡，不安心务农；一户则是由于以前欠款太多，底子薄，加上不会农作管理。
我们到老邱说的后面那户人家看了一下。这家三口人都是劳力，有18亩地，然而只种了一亩甘蔗，由于没有好好管理，去年收成还不到别人的一半。实行责任制后分到家里的三头牛只剩了两头，还有一头已经卖了。有点奇怪的是，住的房子虽不大，倒是新瓦房。一问，原来是屯里今年春节后用扶贫款帮助盖起来的。
离开这户人家后，老邱，这位从前的赤脚医生，如今下灶屯的甘蔗专管员十分感慨地对我们说：“现在有了致富的好政策，只要自己肯下力气，就不用愁温饱，不愁富不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