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绿文化”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漫谈“绿文化”
　　丁文魁
园林，现在一般认为包括城市公园、街坊游园、道路绿化、工厂绿化、风景区等等。研究它们的学科叫“园林学”。在园林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常常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譬如，谈到行道树的起源时，可以追溯到唐长安；谈到苏州园林时可以追溯到秦汉；谈到风景区历史时，可以列出唐僧取经、张骞出使、鉴真东渡的事迹。可是，如果提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譬如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园林绿地，至少目前还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得令人信服。
提出“绿文化”理论的目的，就是企图回答象上述这样一些问题。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研究园林，把园林看作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其最主要的方法是把人们的游憩行为与绿地环境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认为园林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换句话说，要找出人们对绿地环境的需求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关系。
园林的形式随历史的进步而演变。从有阶级社会少数统治者拥有的带生产性的园囿开始，逐步发展为古代西亚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中国秦汉的上林苑；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对称的凡尔赛宫、中国清代的圆明园和苏州的拙政园；到现代则有美国建立的纽约中央公园，苏联规划的莫斯科城市绿地系统，欧美各国100余年来纷纷建立的国家公园。新中国建立后，城市公园、街道绿化、工厂绿化被普遍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又批准建立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这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而在十年浩劫中，公园被占用，古树被砍伐，足球场种南瓜，花坛里种水稻，这是园林的倒退，也是历史的倒退。各种园林的产生，与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有关；各种园林的形式与当时人们对绿地的需要有关。比如苏州私家园林原是供封建官僚和有闲阶级游玩之地，现在开放为公众游览之地，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拥入，充分说明现在再建这类园林，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的游憩行为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建国初期建的一些儿童公园，今天不少成了老人公园，儿童玩具被滑稽地当作老人的休息用具。这是由于人口的年龄结构产生了变化，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儿童的比例相对下降。根据绿文化的理论，除了从年龄结构，还可以从审美观念的变化来推测、分析现代人类对园林形式的要求。例如，建国初期，很多园林绿地讲究轴线明显，左右对称的形式；而现在，很多人喜欢公园里有自由流畅的路和开阔明朗的草坪。这与现代人们对文学艺术要求的变化有同一原因。
一个现代城市，有多少绿地才合适呢？国外有人以人与植物的二氧化碳和氧的平衡来研究，结论是每人平均30平方米甚至140平方米，显然与城市用地的紧张程度相矛盾。有人提出用城市生态学观点来解决，“绿文化”论的观点认为可以从人的闲暇行为在时间及财力上的分配和国家从文化建设的投资里分配给绿地建设的投资数额中，找出需求与可能的交叉点，来确定城市绿地面积定额，同时，又由于闲暇行为和国民经济都是发展的，是动态的，所以定额也是变化的。要找到这个点，并不困难，掌握一定的统计数据，就可解决。
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人们普遍的观念认为原野是野蛮的同义语，直到近代，人们开始认识到森林不能单纯作为燃料和建筑材料的资源，更高级的利用是供人们游憩，在闲暇时间的原野游憩行为，可以增长知识、提高素养、恢复健康，从而间接地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把森林划为公园，比较于作为伐木场，是人类更高层次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这就是价值观的变化。我国从三中全会后，由国家发布命令，确定建立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作为利用和保护珍贵的自然资源的手段，供人民游憩，这就是国家的实力和领导人信心在政策、措施上的表现，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对园林的认识和建设如何，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科学文明程度、甚至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决策者的觉悟。有远见的领导者，必然会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又抓精神文明中绿文化的建设。
（刘　崇　插图）（附图片）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门口
　　苏州拙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