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发展与改革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把发展与改革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高尚全
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经过将近两年的内部发行（原名为《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现在开始与社会上广大读者见面了。希望它的公开发行，为促进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更紧密地结合作出应有的成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八年了。这八年中，我们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做了大量的探索性改革，取得了令人欢欣的成就，也遇到了不少难题。从总体上说，八年改革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和建设的关系，就是要把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当前，整个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巩固、深化的新阶段，改革的难度较前大大地增加了。在这个时候，《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的公开问世，自然有其不一般的意义。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理论和新体制的目标模式，为整个改革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干部群众投身改革洪流的积极性。但是，要完全实现这一目标模式，把传统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是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的。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把目标模式与实现目标模式所必经的每一个改革阶段的具体任务恰当地结合起来，做到方向明确而坚定，步骤稳妥而扎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改革的大业。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正确把握改革的阶段性。
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的阶段性呢？我的看法，要弄清以下三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要正确认识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进行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二字不仅表现在生产力方面发展水平低，比较落后，也表现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初级阶段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必然带有若干重要特点。比如，我国的公有制形式不可能那样单一和纯粹，必然呈现出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相互并存、相互渗透的状况；实现按劳分配的方式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必然是多种形式的，并且还有其他不同性质的分配方式。又如，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我国商品经济的社会化程度与组织程度必然很低，充分有效的市场体系的培育和成熟必然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离开了这个基本出发点，就会使建设和改革走到斜路上去。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强调指出，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这是积过去三十几年经验教训得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我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基本经验就是既反“左”，又反右，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握住该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不大清醒了，搞大跃进、一大二公，消灭个体经济，实行“穷过渡”，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说明，只有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推进我们的改革和建设，遇胜不骄，遇败不馁，遇难不畏，坚定而稳步地达到成功的彼岸。
第二，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处在从传统的发展战略向新的发展战略转变的过程中。这种转变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从片面地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式粗放经营，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内涵式集约化经营转变；从片面地追求军、重工业的超前发展，向各产业各部门均衡发展转变；从封闭分割的市场，向开放统一的市场转变；从高积累、低消费，向兼顾积累与消费转变；相应地，我国人民的生活也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所有这些转变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优化升级，其中消费结构的转变相对地说是比较容易的，而生产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就困难得多。1984年以前，我们主要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84年以后，继续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开始由政策调整转到体制改革方面来了。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这一变化，使改革自觉地承担起这一任务来。
从理论上讲，“经济建设”应当包括“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以下分别简称为“建设”、“发展”、“增长”）两个方面的内容，“发展”侧重于指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增长”则侧重于讲经济总量的增加，讲速度。“发展”是“建设”中的质变过程，“增长”是“建设”中的量变过程。实践表明，对于一个自觉实行加速赶超战略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其经济起飞前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发展”要比“增长”来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有“增长”可以无“发展”，有“发展”必定有“增长”；无“发展”的“增长”最终还要掉下来，有“发展”的“增长”则可能做到持续、稳定、协调、高速。这是战后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东欧某些率先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经济建设得出的经验教训，也是一些后来居上的国家成功之要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由于长期实行僵化的管理体制，加之建设方针上的失误，经济结构本来就存在较多的缺陷，在现有的基础上调整的任务就非常重，而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则更需持久的奋斗。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不能不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我们要充分吸取各国的经验教训，在赶超之路上，集中力量尽快地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升级换代。这样才能以矫健有力的步伐，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较快地进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先进行列。因此，在处理改革和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某一特定阶段，为了使改革不失时机地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创造较好的经济环境，使“增长”服从改革，有计划地将总的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若是讲到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情形就有所不同了。无论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改革都应自觉地适应总的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的每一步都应力求做到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与优化升级，有利于促进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的落实。应当把是否能很好地解决和满足经济发展中提出的紧迫问题和要求，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我们确定当前阶段改革任务的主要依据和检验改革成效的主要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恰当而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二者真正相互促进，避免那种“为改革而改革”的片面性。
前几年，我们曾较成功地解决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等老的结构问题，但随着经济的成长和改革的推进，一些新的或深层的结构问题又突出起来：诸如象如何解决投资结构偏“轻”偏“小”，和工业生产“后倾化”的问题；如何尽快打破市场割据，发挥我国市场广阔的优势，更好地获取生产的规模效益；如何将我国颇有基础的军、重工制造业改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强大装备部；如何改善我国落后的出口结构；如何使我国的供给结构跟上消费结构的变化，并引导消费结构使之不至于过分超过实际供给状况，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重要问题。改革也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深化并站稳脚根。因此，在整个改革进程中，如何在保持国民经济比例合理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需要经常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努力做出好的回答。
第三，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八年了，如今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前一阶段改革的进展很快，成效很大，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必须准备为了每一步的前进而付出加倍的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已经从较浅的层次向较深的层次发展了；从局部的单项改革向整体的综合配套改革发展了；从简单的放权让利向全面地调理机制发展了；从“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了；从重点搞活非国营的小企业向重点搞活全民大、中型企业发展了；从较为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向更多地触及到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改革发展了。同时，在前一段改革中，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人们的认识不够统一，有些应当及时出台的改革未能及时出台，有些已经出台的改革缺乏配套措施，致使某些问题的解决拖延下来，积累而成为目前的难点。总之，改革发展到今天，其复杂程度和难度都大大增加了，而我们的回旋空间却相对较小。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指出其中的第二个阶段即“相持阶段”是最为艰难困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改革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改革决不会一役成功。对此，应当有充分的认识。然而也必须看到，我们毕竟已经搞了八年的改革，在这八年中，进行了空前广泛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理论和新体制的目标模式；我们做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和试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教训；一大批敢于改革而又善于改革的干部队伍正在成长起来；由于改革取得的实际效果，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程度也提高了。所有这些，都将成为我们今后克服困难，推进改革的有利条件。只要我们在统一认识、设计方案、培训干部、宣传群众、精心试验和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方面付出加倍努力，我们的改革就一定能冲破难关，走向新的胜利。任何悲观、失望、停滞、倒退的情绪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华民族的振兴寄希望于改革，舍此别无他路。
〔本文是《中国：发展与改革》（月刊）的发刊词；由《中国：发展与改革》编辑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