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三十年——纪念李立三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风雨同舟三十年
——纪念李立三同志
李莎
1933年初秋，天高气爽，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菩提树一片金黄。在高尔基大街上，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女友家走去。
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刚刚19岁的小姑娘，到苏联远东支边两年，不久前才回到家乡莫斯科的亲人们身边。那时的我天真、活泼，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然而，我作梦也没想到，那天一个偶然机会会改变和决定我的整个命运，使我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女友家里，我一进门就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青年，他一头蓬松的黑发，一双明亮而富于智慧的眼睛，静静地坐在那里，话语不多，他就是正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李立三同志。不过，他给我的印象与大家所熟悉的魄力惊人、口若悬河的李立三的形象完全不同。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主要因为立三同志当时刚到苏联不久，俄语水平有限，难免有些拘谨。
十月革命节快到了。立三同志邀请我与中国同志们一道欢度这个盛大节日。11月6日晚上我来到莫斯科的“联盟饭店”，当时那里是共产国际的干部宿舍，在一楼大厅里，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气氛。在共产国际所属外文出版局工作的20多位中国同志围坐在一排长长的桌旁，举行会餐。我是参加会餐的唯一的苏联人，大家知道我是立三同志请来的客人时，都悄悄地打量着我。我心里有些羞怯，但同志们一张张热情的笑脸、亲切的话语，使我感到温暖。立三同志是外文出版局中文部负责人，主持当天的晚会。他精神焕发，风采奕奕，有说有笑，热情、开朗、活泼，不断邀大家一起举杯祝酒，与我第一次见到的他简直判若两人。当时我虽不懂汉语，但我从内心里感到，立三同志是这个集体的灵魂。他的智慧、口才和组织才能深深地吸引着周围的人，也使我对他产生了仰慕之情。随着交往日多，继而萌发了爱情，遂结为伉俪。
我和立三同志风风雨雨30年，大起大落，几经坎坷，但我们始终风雨同舟，情感日笃。立三同志是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记得我们相识不久，他便把自己的详细经历、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一五一十地主动告诉了我。他也谈到自己为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感到痛心、内疚，决心以自己加倍的工作将功补过。对自己的婚姻家庭他也毫不隐瞒。他告诉我，他结过婚，在国内有子女……他曾向我明确表示，他的生命、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如果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听从组织的调动，回国参加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到那时，我们两人分手将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让我严肃考虑，立三这样坦诚直率，深深地感动了我。
艰苦的生活时时伴随着立三。30年代，苏联人民的生活是简朴的。卫国战争爆发后，生活就更艰苦了，人们再也吃不上肉、蔬菜、鸡蛋，每人每天只有定量供应的几百克面包。立三也和大家一样，夜里三四点钟来到商店门口，冒着刺骨的寒风，排着长长的队伍，领取自己的一份黑面包。木柴和煤炭的短缺使城市住房停止了供暖。室外是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室内墙壁上挂满了冰霜。立三头戴皮帽、身穿皮衣，全副武装才能睡觉。但他从无怨言，没有半句牢骚，总是充满了乐观精神。战争开始不久，我们家人便疏散到外地，立三只身留在莫斯科坚守工作岗位。直到1941年10月中旬，德寇逼近莫斯科时，他才和外文局的同志们一起奉命撤离。
立三有斗士的品格，但不是个人奋斗，他是为了正义、理想和党的原则而斗争。
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浪潮中，立三同志以莫须有的“托派集团首领”、“日本特务”等罪名被投入监狱。但他并没有沉默，坐以待毙，而是挺身而出，奋力抗争，他给斯大林同志写了长长的信，为自己、更为中国共产党辩白。1939年11月他被宣布无罪释放以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上书，100多页的控诉书，义正辞严，斥责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的假案，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横加诬蔑和诋毁。是我把这份控诉书帮助他写成了俄文。记得当时他曾愤愤不平地给我讲：如果这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完全可以忍受，可以沉默。但这些显然是歪曲历史，纯属诬蔑，说什么“八一”南昌起义是冒险主义的暴动，中国共产党“六大”是布哈林操纵的等等，这有损于我们党的声誉，我决不能漠然视之。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近30载之后的中国，当史无前例的一场政治大浩劫降临的时候，立三同志不得不又一次为捍卫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进行殊死的斗争。他决不承认罗织给他的假罪名，也从不提供假材料，诬陷同志，苟且偷生。红卫兵、“造反派”把他看作“活档案”，没完没了地来找他，一天多达三、四批，威逼、引诱，想方设法从他嘴里获得一些“炮弹”。面对极大的压力，立三仍然坚持原则。他对我说，“我知道他们想让我说什么，但我哪能顺杆爬、歪曲事实呢！”有一次我也被拉去和华北局领导同志们一起陪斗。我生平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感到非常愤慨，而立三同志却仍能保持坚定自若。他回家以后笑着对我说：“你看，你的级别现在提高了，和华北局的书记们享受同等待遇。”立三的坚强、镇静、幽默使我对未来增长了信心。
亲人的离别总是痛苦的。我和立三同志经历了两次生死离别。1938年2月23日凌晨，沉重的脚步声和“哐、哐”的敲门声打破了我们的睡梦。立三同志被苏联内务部的人抓走了。临别前，他坚定地对我说：“李莎，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苏联人民和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请你把这些话转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30年后的1967年6月18日，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强行把立三同志从家带走。两天之后，我们在批斗会上相见。面对不明真相的群众，针对少数别有用心人的诬蔑，他铿锵有力地喊出：“我决不是特务！决不是里通外国分子！”会后我发现他已极度疲惫，身体受到很大摧残，连站立都觉得困难。我搀扶着他上了汽车，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或许立三会被允许和我一道回家。但半路上汽车突然停下，我被赶下车，立三只深情地握了握我的手：“你多多保重！”这成了他最后的遗言。1967年6月22日立三同志被迫害致死，然而时隔九年之后，当我被迫迁居山西运城时，才知道这个消息。
历史在前进，然而历史的教训却永远值得人们记取。我深信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在中国大地上重演。象立三同志这样忠诚、正直、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可以为此含笑于九泉之下。
1987年6月15日于北京（附图片）
李立三与李莎　1949年摄于北京